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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 第二十三章 地狱(三)(2 / 2)

叶文福,一个喜欢不时在自己的诗文前加上一段“小序”的诗人。忆想起来,中国诗坛曾出现的“叶文福现象”与这“小序”不无关系。有“小序”,必出现大作。文化界有个很知名的人士曾针对《将军,不能这样做》提出:“小序”不加为好,它是诗外的东西。叶文福未置可否。然而,他写了这样的诗句:“漫天风吼云奔雷击/我的笔是避雷针,将一天骚动/引向诗笺,那是我深沉的土地/……”(《雷雨》)。英国著名诗人奥登写的《怀念叶芝》中有两行诗:“辛勤耕耘着诗歌,把诅咒变成了葡萄园。”叶文福的“小序”,好比一方能繁衍艺术的土壤,它已与诗篇生命相依,不能分割。它真的使人想起那个由“诅咒”变成的葳蕤生光的“葡萄园”。

英国作家、文学理论家威廉·亨利·赫德森在《文学研究方法引论》中,反复强调“文学即个性表现”这一命题。他认为,大凡一部作品之所以伟大,首先应归功于赋予其生命的伟大个性。我们读叶文福的诗歌,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其中“伟大个性”的存在。为了与前文的“酣烈的艺术情绪、壮烈的生命精神、浓烈的自然意识”等三个命题相对应,我们找到了一个与“伟大个性”有相同或近似意义的词语,即“炽烈的自我本色”作为第四个命题,这也是我们对叶文福诗歌美学特征的第四个发现。

当然,之前所论及的“三个命题”与“自我本色”的命题是统一的,是相互贯通的。我们将其展开,仅是为了论述的方便。然而,我们也应该懂得,之前的“三个命题”都可以在“自我本色”这一命题上呼应和关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个性的彰显,就没有艺术的存在;任何一位艺术家的贡献都可以理解为是个性艺术的贡献;艺术的审美兴趣也是奔着“个性方向”去的,因为在那里可以寻找和挖掘到美学的真正泉源。

在我们汉语言里,形容个性的词语很多,如“独树一帜”、“特立独行”、“自成高格”等等。其实,要进一步探究,个性在本质上是一个集成概念。对于任何一位艺术家而言,他的“个性”是一个“魔力的综合”,即是艺术家的思想、情志、性格、气质、才华等诸方面的光芒集束和映射。个性的内核是性格。不同的性格,就有不同的个性。艺术作品的风格,也会受到作者性格和个性的影响。好比没有花朵色素的千差万别,就不会有阳光照耀下的万紫千红。

艾略特曾认为,“艺术家的发展是一种不断的自我牺牲,不断的消灭个性”。这种观点前半句是对的,后半句是错的。没有艺术家的自我牺牲,就没有艺术大家的诞生。但艾略特把艺术家的个人感情和经验转化为艺术的感情和经验视同“消灭个性”,他甚至认为这是一个“非个人化的过程”。艾略特忽视了艺术家个性的伟大创造作用。尽管艺术家的个性在“转化”或“创造”过程中,会得到一些改造或修正,那也决不意味着“个性的消灭”。艾略特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没有他作为艺术家的个性发扬,也就无从缔造他的《荒原》时代。

前面说过,叶文福的诗歌极具醉境艺术特征,这也是我们从他的艺术个性出发,以深沉的思考所得。凡接触过叶文福的人会说,他是个天才诗人。这是因为他的个性与诗歌艺术可以相互照耀。虽然,我们难免会借助古今中外的艺术理论思维,去阐述叶文福的诗歌美学,但我们全部话语的唯一起点,是叶文福创造的诗歌艺术,而不是其他。即使不去借助来自西方的所谓“悲剧精神”等理论,也一样要实现我们的审美使命。我们不是没有看到,叶文福还在继续走着中国诗人的精神苦旅。他的艺术个性经历了来自于人性深处的大苦难的摧毁、烧炼、涅槃的全过程。从大诗人的自然造化出发,叶文福是极其幸运的,他的艺术个性已走进自由的心境,也必然趋向伟大和经典。

读叶文福的诗歌,我们会产生“无我”不成诗的感觉。认识叶文福诗歌中的“我”的意义,也是认识其艺术个性的意义。“我与个性”,这虽然是一个涉及美学大定义的课题,但只要联系叶文福的具体作品,我们会获得新的认知。如《山之歌》:“我与高山对峙/你是山/我亦是山/你--/是静止的山/死去的山/流泪的山/我--/是唱歌的山/奔驰的山/新鲜活泼的山/……”肯定地说,诗歌中的“艺术之我”是诗人的自我塑造,是“我”的寄托,“我”的再生,“我”的升华。尽管有如此认识的定义,我们有时还是不十分情愿地将那“艺术之我”与那个“生活真我”--叶文福区别开来。但出于审美的需要,区别又是必要的;区别,是为了更好地联系。正好比一个人不能说镜子里的形象就等同于自己一样,“艺术之我”是不能等同于“生活真我”的。我们只能说“艺术之我”是“生活真我”的精神升华,--是诗艺术的创造。也就是说,在《山之歌》中,那个“与山对峙”之我,是诗的信念,诗的灵魂,也是诗人的信念,诗人的灵魂。

在叶文福的诗作中,有的看似“无我”的诗作,如有些咏物诗,实际也隐含了“我”的存在。如:“真想作岛上一尊礁石/日夜与大海热烈亲吻/每条吻印都是湿漉的诗/爱得百孔千疮,那是剔除了污垢/没有英雄的躯体挺出海面/何能获得如此忠贞的爱情……”(《岛》)。有时,他会用第二人称“你”,那也是“我”的别称,“我”的别样情怀。如:“默默地你卧在竹子的思念里,腐烂了悲哀,哺乳了思索……”(《笋壳的情操》)。

诗人要表达思想和情感,必得借助诗和特定的语言形式。诗人的创作总是创造性地将自己的人生感悟转化为诗歌艺术意象。这种意象,也是诗歌作品刻意竖立的艺术标记。这样的艺术标记牵引着读者的注意力,帮助读者理解艺术作品所包含的深刻意义。

在我国古代诗歌艺术中,“我”的出现频率是很高的。如:“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诗经·柏舟》)。不过,古代这类作品中的“我”与叶文福诗歌作品的“我”所扮演的艺术主体形象是不同的,前者的“我”是叙事主体,后者的“我”大多都是抒情主体。前者更接近于生活的真实写照,后者则是富有人性意义的精神观照。朱光潜曾引用《诗经·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诗句,阐述“我”的核心意象地位,他指出是两组自然意象“杨柳依依”与“雨雪霏霏”表现了“我”的心境。显然,这类作品的“我”还处在“生活真我”的现实层面,还没有像叶文福的诗歌意象那样,腾跃到化身于伟大精神的境界。

俄国著名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写过一部书,叫《论艺术里的精神》。他在书中谈到,在当代艺术中,可以看出一个伟大精神时代的若干特征,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在今天整个物质的仓库都受到精神的支配”,而精神从物质的巨库中提取了形式。瓦西里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叶文福诗歌中的“我”的时代意义。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简单地回复到所谓的“小我”与“大我”之说。任何一个普通人,或一个诗人,客观上,他都是具有社会化意义的“社会人”,他都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成为一定社会或一定时代的生命符号。也就是说,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客观上他已经具有社会化意义,但这样的社会化并不会抹煞个性价值的存在。如果是一位诗人,他一旦进入创作状态,他的个性即自我本色就会在作品中显现出来,没有个性化特征的执着显现,“我”的社会化意义就会自然消失。

叶文福诗歌中的“自我本色”是“伟大个性”基础上的“伟大抽象”,是一定时代哲学光芒的聚焦。他的“自我本色”是冲动,是激越,是挣扎,是渴念,是回归到人性意义的辉煌。他的《忘记我吧……》,就是诗人“自我本色”的展示:“任青苔侵蚀我的前额/任废墟荒芜我的柔情/我狂笑着翻动一页页失眠/将记忆贱卖与扭曲/将梦呓覆盖住脚印/忘记我,请忘记我/像雪山忘记激动的大海/像太阳忘记满天星辰/像南风忘记碧树/像青松忘记葛藤/只是不要忘记,我曾经有过/朝霞的美丽,露珠的晶莹……”

有人曾告诫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去探索艺术家的灵魂,否则会犯下错误。开始听到这话不免心中茫然,但他接下来的话又使人释然。他是要强调,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他一定会只顾创作,而没有时间去想他的不朽灵魂,好比为了他心中热恋的那个女人,他为了创作,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情感。

--是啊,我们都很幸运地看到了:在我们的民族,有一位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他的灵魂的光辉已赫然投射在那一枚枚已如秋叶一般血色的诗笺上!<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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