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其实，做官也有做官的诀窍，也需要“修炼”。掌握了官诀，就能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否则，不但不能升官，反而可能丢官、掉脑袋。清代官吏“修炼”出不少官诀，这些官诀对于清代的吏治官风起过非常恶劣的腐蚀作用。林同济在《文化形态史观》曾举出不少官诀(林氏称之为“宦术”，并认为“宦术的真髓就在‘手腕’两个字”)，这些官诀在清代官场上是一应俱全的。其文云：“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联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下面，我们着重谈谈几种清代官场上颇为流行的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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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磕头，少说话
身历乾嘉道三朝的显宦曹振镛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典型。曹振镛历任三朝大学士，备受皇帝恩宠，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文正是对有功尤其是品节端方的官吏的极高赞誉，据说清朝只有8人得此殊荣)，并入了贤良祠，真可谓官运亨通，载誉后世。但曹振镛获得这样的高位和殊荣，并非因为他干过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而是因为他精通“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清人朱克敬在《暝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便是曹振镛自己概括的“身名俱泰”的秘诀了。《清史稿·曹振镛传》还夸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小心谨慎，一守文法”。实即说曹振镛任皇帝驱使，唯唯诺诺，恭顺过人。但就是靠这，曹振镛成了三朝元老，跟着哪个主子都吃香。
曹振镛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本应“多说话，不磕头”的御史也行此官诀。《暝庵杂识》记云：“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这些御史听了曹振镛的话，都“循默守位”，能不说就不说，得过且过了。《官场现形记》有一段华中堂向门生贾大少爷传授“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描写，华中堂极像曹振镛(据有人考，华中堂写的是荣禄，但此处关于官诀的描写，与曹振镛毫无二致)。书中写到贾大少爷向华中堂请教关于磕头的问题，华中堂说：“多磕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应该磕头的地方万万不要忘记不磕：就是不该磕，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书中又写到黄大军机向贾大少爷称赞华中堂的秘诀：“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磕头、少说话，老成人之见，这是一点儿不错的。”
曹振镛一方面向门生后辈传授磕头秘诀，一方面又向皇帝进献箝制大臣之策，使大臣们不得不“多磕头，少说话”。曹振镛曾向昏庸的道光皇帝献策说，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天子能“察及秋毫”，便更加恭顺听话了。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结果，“中外(朝野)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臣子们全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报喜不报忧了。太平军起事时，大臣们互相隐讳，直到许多名城被攻克，才不得不上奏。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人指出：“皆振镛隐蔽之罪有以成之。”
对于曹振镛倡导的官诀给吏治、世风带来的恶劣影响，许多有识之士给予了揭露和抨击。朱克敬在抨击曹氏官诀时说：“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本于此。近更加浮滑，稍质直即不容矣。”还有一位正直的无名氏做了四阕《一剪梅》词，讽刺曹振镛之流及恶劣的世风。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这是说外官打探京城官场消息，贿赂京官)。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真是维妙维肖又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