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重臣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可说是一帆风顺。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中进士，两年后在庶吉士散馆考试时，他的成绩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很高。因此被授为翰林院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当时仅是七品官。谁成想，过了七年，曾国藩即越级提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两年后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4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真可称得上是侍郎“专业户”了。
清朝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曾国藩竟然能够做到10年7迁，而且连跃十级，这在当时的确是极为罕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37年)六月十七日，曾国藩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六月初二，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同日，在给叔父的信中也说：“复荷皇上天恩，越四级而超升。”六月十八日，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们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余三人。”
在曾国藩给朋友的信中说得更加坦白：“回想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
曾国藩升迁速度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读书人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当朝大佬儿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
在翰林院供职期间，曾国藩坚持苦读，用功不懈，历次考试成绩都很突出，确实掌握了真才实学。这一时期，曾国藩在学术问题上除了向唐鉴、倭仁、一刘传莹等人请教外，还经常与吴廷栋、邵懿辰、何桂珍等人进行讨论。这些人多为理学名家，只有刘传莹、邵懿辰治汉学，刘传莹属古文经学派，邵懿辰为今文经学派。他们在京师都小有名气。这些交往活动，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见识，也大大提高了他的个人声望。所以，曾国藩自己也说“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得以迅速发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不论曾国藩怎么努力，怎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提携，要想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非常熟悉内情的王闿运始终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
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中进士，道光年间权倾朝野的重臣，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道光九年(公元1828年)，穆彰阿被加任太子少保，随即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来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尚书。道光十五年(公元1834年)起，穆彰阿又任协办大学士，后加太子太保。两年后，穆彰阿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负责管理工部。道光十九年(公元1838年)，穆彰阿晋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他“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来一直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唐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自宋代以后，宰相的权力逐渐削弱，君权日重。到了清代，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一人独断，相权也就微不足道了。道光即位后，“尤虑大权旁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惟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曹振镛性情模棱两可，没有什么主见，最大的特长是善于逢迎谄媚，又最为忌贤妒能，“稍出己上，必排挤之使去。”前面说过，曹振镛做官的妙诀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曹振镛死后，由穆彰阿继任，他的“用人行事一遵其辙”。穆彰阿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并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爱国行为，所以当鸦片战争爆发，他窥知道光皇帝已改变了禁烟的主张，便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妥协议和，遂使道光皇帝罢免林则徐。道光皇帝厌战，而穆彰阿则顺其意，竭力主和。终道光一朝，穆彰阿始终受宠不衰，主要得力于他的“媚”功。
穆彰阿“自嘉庆以来，主持过乡试三次，会试五次。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每年都参加选拔文才的盛会。国史、玉牒、实录诸馆，都是他做总裁”。多年来，穆彰阿利用选拔人才的大权，网罗党羽，培植亲信，使其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那些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相传何桂清、张芾、罗婷三人同年中进士，主考官即穆彰阿，张、何都投靠了穆，惟有罗不肯相投。庶吉士散馆三人同得考差，罗又不去拜见穆彰阿。“次日忽传旨，罗婷年纪太轻，不能担当翰林，让他不用来了，另派某某人去。”其实，当年罗婷十九岁，张芾十八岁，何桂清才只有十七岁，张、何二人的岁数都比罗婷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