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官场中的尔虞我诈太过激烈，其中的铁血规则更是“狠”字当家。很多封建同僚争斗，都用狠招置竞争对手于死地，为自己攀升铺平道路。而最终得以胜出者，都是属于脸厚而无形、心黑而无色、人奸而无情者。总结出一个结果—一个“狠”字了得。
袁盎与晁错是与汉朝名士贾谊同时代的人，从出身来看，袁盎父亲是盗贼，在吕后当权时，通过走吕禄的门路，而成为吕禄的舍人，从此进入仕途。汉文帝即位时，袁盎凭着其兄的举荐，升为郎中，得在文帝身边侍从，有了向皇帝进言的机会。与袁盎差不多，晁错也是家无渊源，是凭着自己的才能进入仕途的。
不同的出身和经历，使两人在待人处世上相差很远。晁错为人峭直刻深，袁盎则为人比较圆滑含蓄。在汉文帝时，晁错上书凡三十篇，涉及内外重大事务，虽然没有使文帝完全听从，却使文帝知其才能，其官也就不断升迁，从太子舍人、太子门大夫到太常博士、太子家令，升到中大夫，虽尚不是什么显官，但已颇招人眼热。袁盎虽没有晁错那样的文笔，但身为侍从，向文帝进言的机会很多，常使文帝悦服，官运也很亨通，在文帝之时已官至吴国相。
景帝即位，对晁错来说是个福音，先是升为中大夫，转内史，很快便超迁为御史大夫而身居副宰相之职。也许正应了那句“有人欢笑有人愁”的老话，景帝的即位，对袁盎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身为吴国相，人在外地，难以进言，且景帝在为太子时，因与吴国太子下棋发生争执，因而与吴国结成深怨。现在景帝即位，这种深怨早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袁盎出于避祸的心理，及时告归。
晁错受宠，袁盎失爱，这两个人的积怨必然要激化起来。况且，早在汉文帝时，袁盎和晁错就合不来。只要晁错在座，袁盎总是回避；袁盎在座，晁错也总是回避。两人从不同堂讲话。现在晁错为御史大夫，袁盎在京闭居，正是晁错报复的好机会。但谁也没想到的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厚黑的晁错非但没有害掉袁盎，反被更加精通厚黑的袁盎“黑掉”。
本来，以当时两人的权术和处境而论，晁错深得景帝信任，也非常忠于景帝。为了景帝的尊严，晁错不惜多次更改法令。自恃大权在手的晁错，不听左右劝谏，就是其父亲劝他，也改变不了他的初衷，使他父亲感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为不忍看见自己受千刀万剐之刑而自杀。晁错本人因为是维护“天子之尊”，所以才不怕别人“口语多怨”。但晁错厚黑学的修为还不到家，做事优柔寡断，缺乏应变才能。有景帝的信任和重用，晁错自以为有恃无恐，孰料他的政敌竟然使用比他更高明的手段，将其所恃变为所害。
袁盎的厚黑学修为远超过晁错，不仅比晁错更会看风使舵，而且中伤人总能抓住要害。比如在汉文帝时，袁盎还不过是刚入仕的郎中，在文帝身边为侍从。这时候，周勃因平定诸吕，拥立文帝，志骄意满，而文帝也因周勃功高，礼之甚恭。袁盎便借机向文帝进言道：“您觉得丞相(周勃)这人怎么样？”文帝对周勃正怀感激眷恋之情，便回答道：“社稷忠臣。”袁盎又说：“丞相只是所谓的功臣，但并不是社稷忠臣。社稷忠臣是主在他也在，主亡他也亡。吕后时，诸吕当政，丞相当时为太尉，握有兵柄，但却无动于衷。吕后死后，大臣一起共诛诸吕，太尉出兵成功，虽然立功不少，但也体现出他不是社稷忠臣。丞相现在每每跟你说话，都显得很骄狂，而陛下反而谦让他，臣主失礼，我以为陛下对他还是要小心为是。”自此以后，周勃的处境就不妙了，不得不辞相就侯位。然而在周勃被人诬告而抓进狱中时，袁盎则力保周勃无罪，这就又使周勃感激他。一石双鸟，上下均不遭怨。还有一次，袁盎安排汉文帝宠幸的慎夫人入座，他按照惯例把慎夫人的座位安排在皇后之下，慎夫人生气，不肯坐，文帝也因此而恼怒，竟不入位，带慎夫人回后宫。袁盎因此而进言说：“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且陛下宠幸她，厚待她，如果让她坐在皇后之上，正是大祸临头呀。”这番话不但使文帝转怒为喜，也使慎夫人心服，另赐袁盎黄金五十斤。由此可见袁盎处事能抓住要害，对当时的政治斗争看得也很清楚，晁错当然不是他的对手。
晁错与袁盎结怨，现大权在手，自然要想办法制袁盎于死地。晁错派遣官吏调查得知，袁盎曾私自接受吴王刘濞的钱财，并向景帝报告，景帝下诏免除了袁盎的官职，将其贬为庶人，袁盎因此对晁错怀恨在心。
晁错和景帝平时就有削藩的想法，一次抓住楚王刘成过错予以“削藩”。楚王被削之后，晁错便搜罗赵王过失，把赵国的常山郡也给削了去，然后又查出胶西王刘印私自卖官鬻爵，也削去了六县。晁错看到诸王没有什么抵制性的反应，觉得削藩可行，就建议汉景帝向硬骨头吴王刘濞下手。
吴王刘濞听说楚、赵、胶西王均被削夺封地，恐怕自己也要遭到同样的下场，便联络胶西王刘印、楚王刘成、赵王刘遂及胶东、淄州、济南六国一起造反。
景帝一听到叛乱的警报，立即召集群臣商议。晁错平乱心切，居然不合时宜地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景帝问道：“我若亲自出证，谁来留守都城呢？”晁错说：“臣愿意留守都城。陛下应该出兵荥阳，堵住叛兵，徐僮一带，不妨暂时放弃，令他们自生骄气，自减锐气，然后一鼓作气把他们平定。”景帝听后，未加理睬，忽然想起文帝临死前告诉他的一句话：“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大将。”便命周亚夫为大尉，领兵出征，周亚夫并无推辞，领命而去。
吴、楚等诸侯王发动叛乱，由于袁盎曾是吴王的相国，晁错便乘机想置袁盎于死地，他对丞史说：“袁盎接受了吴王不少钱财，专门为他们辩护，说他们不会造反。现在，吴、楚都已经造起反来，还有什么可说的？应该把袁盎抓来审问，察知他的阴谋。”
丞史却说：“吴、楚当初还没有造反时，要是处置袁盎，或许还能阻止他们造反。现在都已经反了，再去处置袁盎已经没什么用处了。再说，袁盎好歹也是个大夫，不见得会有什么阴谋。”把晁错给挡了回去。
晁错正在犹豫不决时，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袁盎。袁盎心里很紧张，心想：好你个晁错，你一次又一次和我过不去，现在又要加害于我，我也不能坐以待毙。袁盎连夜找到受景帝眷爱的外威窦婴，商量这件事该怎么办？窦婴曾位列三公，是朝中重臣。不久前就是因为吴、楚之事被免官在家，他对晁错早就恨之入骨。现在袁盎找上门来，他便如此这般地给袁盎谋划了一番。
然而，吴、楚七国起兵不久，吴王刘濞发现公开反叛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煽动性的口号，叫做“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本无过错，只是用错了大臣，七国起兵也并非叛乱，不过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大臣。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坚决主张“削藩”的晁错。
窦婴虽说已免官闲居在家，但地位和影响还在，现在见时机成熟，便向景帝说：“袁盎有平乱的妙策。”由于袁盎当时身为庶人，不能晋见皇帝，只有通过窦婴这一门路。景帝一听袁盎有平叛妙策，正是雪中送炭，立即召见了他。当时，晁错也正在场，向皇帝汇报调拨粮饷的事。袁盎上朝时一看不觉一惊，原来晁错也在。
景帝见到袁盎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吴、楚七国造反，你有什么好办法平定叛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