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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把持朝政的关陇集团门阀贵族都出身于历朝显宦之家，代代相荫，形成了庞大的家族势力。他们互相通婚，枝叶相连，从而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不仅排斥集团之外的人，而且对皇家也构成很大的威胁。以长孙无忌为例，一个家族里有多人任四品以上的高官或享有爵位。其中，长孙无忌的儿子担任着京中重要岗位之职，未成年的几个庶子也被授五品朝散大夫的散官，还有族子、族孙也都荫袭在位。长孙无忌一门在京中和地方为官者就有几十人之多。长孙无忌、韩瑗、来济、于志宁等各家彼此之间又联姻结亲，加上他们众多的门生，朝堂简直就是他们几个家族的天下。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利害牵扯，长此下去，不仅堵塞了庶族有才干的子弟的升迁，而且会对皇权造成威胁。
关陇集团在废立皇后和改立太子等一系列斗争中受到了打击，但是他们的首要人物长孙无忌等人依然在朝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除了褚遂良被贬为潭州都督外，其他人的职位均没有变动。武则天的亲信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虽然在废后一事上贡献不小，却还没有得到他们所期冀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
关陇集团不甘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公元656年，韩瑗上疏高宗，替褚遂良喊冤。但是，此时的高宗已不是那个刚即位时唯贞观老臣之命是从的小皇帝了，无论从维护武则天的地位还是从维护他本人的尊严方面考虑，他都不会答应韩瑗的请求。韩瑗见高宗拒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以辞职相要挟。高宗看出韩瑗的用意，不许他辞职。韩瑗等人于是利用手中的职权，改调褚遂良为桂州(治所在今广西桂林市)都督。
与此同时，许敬宗等人也在积极活动。他们密切地注视着关陇集团的动向。就在褚遂良当上桂州都督后不久，许敬宗等人诬告韩瑗、来济、褚遂良等人结为朋党，图谋不轨，根据是桂州为用武之地，褚遂良为桂州都督，其实是以他作为外援伺机谋反。于是，高宗毫不迟疑地贬韩瑗为振州(治所在今海南三亚市西)刺史，贬来济为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再贬褚遂良为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刺史。这样一来，关陇集团元气大伤，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褚遂良至爱州后，上表自陈，罗列自己的功绩，字里行间充满了哀求，罗列了自己受诏辅政的功劳，但高宗不为所动。不久，褚遂良郁郁而终。
韩瑷等人被贬，朝中的关陇集团的势力只剩长孙无忌了。自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长孙无忌很少抛头露面，主要承担领导编纂书籍的职责。当韩瑗、来济等被贬逐，褚遂良病死爱州之后，长孙无忌就成为武则天等人的直接对手。武则天和许敬宗等人都明白，只要长孙无忌还在朝中，关陇集团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
公元659年，洛阳人李奉节等告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互为朋党，高宗诏令许敬宗审理。许敬宗审讯急迫，韦季方自杀未遂，许敬宗则乘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伺机谋反。由于在废立皇后问题上高宗和长孙无忌之间曾有过冲突，长孙无忌已失去了高宗往日的尊崇。但高宗对许敬宗耸人听闻的诬奏感到惊讶和疑惑，不相信长孙无忌会谋反，命许敬宗再加审查。第二天，许敬宗上奏，诡称昨晚韦季方已承认与长孙无忌共同谋反，还编造了谋反的口实，极力敦促高宗以法收捕。许敬宗见高宗怕留下杀舅父的恶名，迟迟下不了决心，又列举了汉文帝杀其舅父薄昭，至今天下仍称为“明主”一事，以消除其疑虑。许敬宗还进一步说：“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日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在许敬宗的一再劝说下，高宗没有召见长孙无忌，即下诏削夺他的官爵、封邑，流放于黔州(今四川彭水)，并发兵立即遣送。不过，高宗仍念舅甥之情，念长孙无忌有拥戴之功，特准许按一品标准供给饮食。长孙无忌的家族也受到株连，从弟渝州刺史长孙智仁、族弟长孙恩、儿子驸马都尉长孙冲，族子驸马都尉长孙铨、长孙祥等也陆续被诛或被贬，无一幸免。
不久之后，唐高宗又命司空李世绩、中书令许敬宗等五名宰相再次审理长孙无忌一案。许敬宗命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投绳自杀身死，并籍没其家。然后上疏高宗，说长孙无忌罪状属实。于是，高宗又下诏赐死韩瑗、柳爽等人。至此，关陇集团彻底覆灭。
六、修订氏族
武则天认为，只有摧毁门阀制度，根除门阀观念，才能使人才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为统治者所用。也只有提高庶族地主官僚的地位，才能使出身寒微而有才能之士抬起头来，施展文武才能，为大唐的统治效力。而且，任用这些没有多少根基的庶族人士，也是巩固皇权的最好对策。
武则天的想法得到了高宗的支持。他们首先采取的措施是修订《氏族志》。《氏族志》是贞观年间唐太宗不满魏晋以来的门阈制度，而委派高士廉等撰写的、国家法定的贵族族谱。原来，早在魏文帝的时候，就确立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当时用人的方法，首先是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由他们推荐把各地的士人按“才能”分别评为九等，朝廷按等选用。这本是一种选官制度，但后来，各州担任“中正”的人，都出自豪门世族之家，他们选人也都以门第高下为标准，并不真正看中才能，从而逐渐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而。不过，高士廉等人受门阀制度影响很深，他收集全国各个世族的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假，考证世系，推进忠贤，贬退奸佞，分清高下，定出上下共几等，不仅没有对门阀制度加以抑制，反而连唐太宗的设想也没有达到。
公元659年，许敬宗等人在武则天的授意下，以《氏族志》不叙武氏家族为名，请求进行修改。高宗于是下诏，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人进行修订，而不再任命世族出身的人插手，并命令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把它作为门第高下的意义淡化了。该书以皇后族武氏为第一等，其余的望族都以在唐朝担任官品之高下为标准，分成九等。凡五品以上的官员，不管其出身是世族或是庶族，都写了进去，一概进入世族，贯彻了“各以品位为等第”的原则。通过《姓氏录》，高宗朝比较彻底地否定了旧的门第观念，笼络了许多庶族出身的新贵族，受到了大多数出身低微的人士的拥护。（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