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中国，产生了“洋务”这个词，以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应当抛弃陈腐的“祖宗之法”，转而引进西洋先进技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洋务运动产生之日起，顽固派就一直与之针锋相对。顽固派是清朝统治阶级中与洋务派相对立的一股政治势力，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是这一派的代表。而慈禧为了牵制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掌握了兵权的汉族新兴官僚，也有意利用顽固派。因此，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斗争日趋激化。
一、中学、西学之争
恭亲王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从小聪明过人，文武双全，深得道光皇帝的赏识。但因为不善于揣摩老皇帝的心思，在皇位的竞争中败在了咸丰皇帝的手下。
在围剿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恭亲王奕訢屡立战功，在朝廷里威信很高。在大权在握后，奕便想有一番作为。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已被镇压下去，国内趋干平稳。恭亲王奕訢在公元1861年设立了“总理事务衙门”，统一管理对外一切事物，并决定推出新政，发展洋务运动，也称“同治新政”。
要实行新政，首先必须有一批精通洋务、懂外语的人。于是，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相继成立。
一开始，同文馆教授的课程是儒家经典和外语，而恭亲王奕訢觉得这远远不够，建议开设“天文”、“算学”馆，一下子引起了京师内外的轩然大波，揭开了洋务派和顽固派的第一次大规模争论。
本来，设天文算学馆的计划已由朝廷批准，着手进行就是了。但是，奕訢等料到顽固派必将出来反对，所以预先在奏折中声明：此次招考天文、算学，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迫于西人的术数之学。同时一一驳斥了那些业已广为宣扬的保守观点，坚定了朝廷的决心。
果然不出所料，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并拟招收科甲正途人员的消息传出后，顽固派立即作出反应。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折表示反对，认为科甲正途人员都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要他们学习制造轮船、洋枪的原理呢？朝廷驳回了张盛藻的上奏，指出他们学习天文算学，只不过是借西法来印证中法而已，并非误入歧途。
顽固派一直认为学“西技”是“舍本求末”，讲“气节”才是“强根固本”。同治皇帝的师傅、大学士倭仁更是带头上书，反对学习西方文化，认为所有外国的文化都是奇技淫巧。清廷将倭仁的奏折发交总理衙门议奏，奕等针锋相对，反驳说：开设天文算学馆，并非引人误入歧途，而是让今日士大夫痛心疾首，卧薪尝胆，共深刻励，以求自强。并针对倭仁在奏折中所称“天下如此广大，不怕没有人才”的话，要倭仁保举数人，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负责，以观成效。还说倭仁公忠体国，必定实心保举，不会误国误民。这一下将了倭仁一军。倭仁连忙声明，自己的前奏不必讨论，不用另外设馆。
倭仁为了此时和奕当面争论，几乎到了拍案而起的地步，出来后几乎晕倒，无法上马，最后借了别人的轿子才回到家中。随后，倭仁病重，每日只是躺在床上叹息。倭仁虽告失败，却赢得了守旧官员们的同情，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反对学习西方的逆流。不久，京师就流传开一副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师”。从此，恭亲王奕就被称为“鬼子六”。
由于洋务派的坚持和两宫太后的支持，同文馆的西学还是开展起来了，只是招生受到很大影响。在报考中，有的省份几乎没有人来投考。有的省份有一两个人来投考，也多为同乡所不齿。直到清廷发布上谕，肯定了同文馆开设西学，这场争论才平息下去。后来，同文馆聘请了美国人丁韪良为总教习，开设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理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培养了一大批通“西学”的人才，其中仅驻外公使就培养出28人。
西学之争以洋务派的胜利告终。公元1870年，根据容闳的建议，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选派学童去美国留学。经过短期筹备，清政府决定派遣120名十二三岁的幼童去美国留学，学习期限为15年，以后每年都再陆续派遣。
由于当时社会上还很反对西学，幼童的招生工作极难进行，除非是开明人士和家境极其贫寒、实在无力抚养的人，才不得已把孩子送到遥远的大洋彼岸去。像詹天佑，他家的一位邻居在香港做事，劝詹天佑的父亲将孩子送去留学，但詹天佑的父亲却希望儿子考科举做官。这位邻居再三说明去美国留学比科举进士有出息，还说如果詹天佑去美国留学，就把女儿许配给他，詹天佑的父亲这才点头同意。当时，詹天佑只有12岁。后来詹天佑学成回国，修筑京张铁路，建滦河大桥，称著于世。
那时出国留学的幼童有四批，共120人。幼童们到了美国后，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这些幼童分别被安排在美国平民家庭中生活，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和良好的教育。
二、造船之争
在洋务派推行的近代化活动中，造船工业是最早的重点项目，在其创建之初也是卓有成效的。
左宗棠在公元1866年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是中国近代成立的第一个专门制造轮船的造船企业，也最为顽固派嫉恨，使其几次面临下马的危险，由此又发生了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不久，就调任了陕甘总督，由吴棠接替他。吴棠思想守旧，一贯是反对制造轮船的，所以一到任，就使福州船政局面临下马的危机。在吴棠的影响下，福州到处是流言蜚语，并传布一些匿名揭帖，表达了一些人对造船的不理解，认为弊大于利。吴棠一面编造总理衙门说船政“用钱失当”的谎话，一面大力打击左宗棠所委派的船政骨干，一时之间，弄得船政人员人人自危。
洋务派人士沈葆桢是由左宗棠推荐，继任福建船政大臣的，专主福州船政局。沈葆桢见吴棠意在搞垮福建船政局，便向朝廷上奏，说船政是国家大业，恳请朝廷起用周开锡、叶文澜、李庆霖等被吴棠排挤的船政人员。
沈葆桢上奏后，朝廷举棋不定，迟迟不见回音。于是，沈葆桢又上书总理衙门，指出船政乃国家大事，吴棠身为封疆大吏，却不明事理，暗中与船政人员为难，如此下去，将贻误国家大事。此时，左宗棠极为愤慨，也上书朝廷请求尽快定夺。
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朝廷一面批准了沈葆桢的请求，一面努力调和各方面的关系。但是吴棠本来就反对船政，加上对沈葆桢的成见，两人很难携手工作。于是，清廷便调吴棠为四川总督，遗缺由英桂兼署，这才让吴棠从内部破坏船政的图谋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