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功成身败者比比皆是。其实这也是人的天性使然：苦吃多了、命卖过了，现在我要好好享受一番。但是，如果功臣所效命的君主并不这么想，功臣的命运就危险了。而智者能够及早看到这种危险，所以他能舍得炙手可热的功名，退隐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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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越王勾践增调大军持续围吴。为了激励全军将士奋勇杀敌，勾践诏示军中：父子俱在军中者，父归；兄弟俱在军中者，兄归；独生子者，归养；有疾病者，给以医药治疗。军中闻令欢声如雷，个个感恩忘死，拼死向前，军威空前强盛。这样，至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在越军的强大攻势下，势穷力尽，退守于姑苏孤城，再派人向勾践求和，恳求勾践像当年会稽被赦一样，赦免吴王。勾践不忍，有意准降。站在一旁的范蠡连忙劝道：“当年大王兵败会稽，天以越赐吴，吴国不取，致有今日。现在天又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行事？况且，大王早晚勤劳国事，不是为了报吴国的仇吗？难道大王忘了昔日的困辱了吗？”接着范蠡当机立断，对吴使说：“越王已任政于我，使者如不尽快离开，我将失礼，有所得罪了!”说罢，范蠡击鼓传令，大张声势。吴使知求和无望，痛哭流涕而去。
不久，越军攻入姑苏城，吴国灭亡。勾践下令诛杀了奸臣伯嚭并派人对吴王夫差说：“寡人考虑到昔日之情，可免你一死。你可到甬东(会稽以东的一个海中小洲)一隅之地，君临百家，作为衣食之费。”夫差对来人说：“我老了，不能再侍候大王。”夫差难当此辱，悔恨交加，待来人退去，哭着对左右说道：“我深悔当初不听子胥之言，死后还有什么面目和这些忠良之士相见呢？”于是用三寸帛掩住脸面，拔剑自刎。
灭吴之后，越王勾践率兵北渡淮河，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同时纳贡于周。周元王派人赐勾践兖冕、圭璧、彤弓、孤矢，命为东方之伯。当此之时，越军横行于江淮之间，诸侯见其势大，尽皆悦服，尊越为霸，成为春秋、战国之交争雄于天下的强国。勾践兴越灭吴，报了会稽之耻。范蠡“苦身戮力”，与之“深谋二十余年”，立有汗马功劳，被尊为上将军，功成名就。
但此时的范蠡并没有被功勋荣誉冲昏头脑，他居安思危，位尊不贪恋，以为盛名之下，难以久居，应该适时而退。范蠡久随勾践，竭诚辅佐，然而在长期共处中，对勾践的为人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在范蠡看来，在以往的艰难日子里，勾践身处逆境，吃尽苦头，虽能忍辱负重，礼贤下士，辛勤工作，表现出英明君主的风度，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即“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在灭吴之后的一次庆祝胜利酒会上，群臣毕贺，颂赞君臣协方，国家万福。可是越王勾践却表现异常，时而“默默无言”，时而“面无喜色”。眼光敏锐的范蠡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料定勾践为了扩展疆土可以不惜群臣的生命，如今谋成国定，也不愿意就这样返国和封赏功臣了。因此，与勾践再相处下去，是很危险的。范蠡即定下主意，决心辞官隐退。在一次随越王征伐途中经五湖时，范蠡乘此向越王告辞说：“君王好自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越王对范蠡的举动感到非常意外，一时感情冲动，竟掉下眼泪，竭力说服范蠡改变主意，继续辅佐自己，甚至不惜硬软兼施地说：如范蠡能够留下，愿意“分国共之”，与其平分天下；若去，则“妻子受戮”。但范蠡不为所动，不久之后，即携妻挈子，“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一时不知去向。
范蠡在决意隐退避祸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与自己相约入越、共事多年的老朋友文种。在出走前，范蠡曾劝文种也离开越国，说不然就会被越王杀掉。文种当时对此不以为然，没有理会范蠡的好意。范蠡离去之后．又特意写了一封书信语重心长而又一针见血地告诫文种说：“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嘴)，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见书，心有所动，但行动犹豫，未能果断离越。
后来的情况，果然如范蠡所料定的那样，自从国家兴盛之后，勾践日益骄横，往日那种虚心纳谏的风度没有了，君臣离心，许多与他共患难的大臣都疏远了。又过了一段时日，勾践终于凶相毕露，对文种说：“你有阴谋兵法，足以倾敌取国。你献九术之策，今我用其三己破强吴，其六尚在你处，愿你有幸带着余术去见我的先人于地下，跟他们去谋算吴国人吧!”越王即赐剑命他自杀，文种伏剑而死。范蠡之言不幸而中了。范蠡曾以应天顺时的理论来指导越国的政治实践，他同样用这种思想来指导个人的生活行为。越国灭吴称霸后，范蠡即乘扁舟而遁。范蠡懂得：只有在敌国存在的环境中，君主心目中才有谋臣的价值，敌国破亡了，客观环境变化了，谋臣的价值就会自然丧失，一个没有价值的智谋之士必然被君王视作威胁统治的心头祸患。这一现象不是根源于某一君主的心术，而是君主专制制度下政治运动的一条规律。能够明察天人之道、隐居一方，以避免成为下一步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越王另一功臣文种的最终遭遇，也从反面说明了范蠡这一选择的正确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