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吧，闵哥，给我两天时间考虑，顺便也把这里的工作交接了。”
我才发觉我和王杰国的区别。
张丹妮叫他“哥”，叫我的时候却多了姓氏。
前几天不是这样的啊，张丹妮也是叫我“哥”的。
……
三天后，又是夜班。
夜班不夜班，我都是住在办公室里的，我还没有找到房子。
“师父，有线索，起码是100分的大看点。”
李伟一惊一乍地大呼小叫。
我们跑新闻是按照分值来计算稿费的，保底八块钱一分，一百分的新闻，价值八百块钱。
一般的小新闻，大多是40分一条，只要记者愿意吃苦耐劳，月薪还是能上万。
“什么线索，值得你这么兴奋？”
“师父，樱花浴城有人跳楼了，据说死了呢……”
“找死啊你，这样的线索你居然这么高兴？”
我非常生气。我不止一次教育我的徒弟们，做记者一定要心存善念，不要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
不错，记者是需要做新闻，我们的收入也是靠新闻的质量来核算的。但是我们记者做新闻的目的，是为了将政府职能部门忽略的事情公之于众，充分发挥群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做好协调沟通工作。记者，更应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李伟委屈地说：“师父，我没有高兴啊，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么一条线索。”
突然大惊：“你刚刚说是哪里啊？樱花浴城？”
“是啊！”李伟纳闷地又重复一遍：“樱花浴城有人跳楼，报料人说好像是死了。”
“走！”
我的心突然跳得剧烈。
……
“闪开，现场已经封锁。”
“走开，这里不欢迎你们。”
我和李伟刚刚赶到现场，就吃了非常窝火的闭门羹。
樱花浴城就在公路边，案发后半边公路和人行道已经被封锁了。
无论是警察还是社区工作人员，在警戒线之外一字排开，若干人对手持话筒的我和扛着摄像机的李伟推推搡搡，把我们隔离在警戒线三米之外。
不要说能拍摄到死者，连勘察勘察的民警的影子也捕捉不到。
我懊恼地摇着脑袋，心里憋着怒火。
记者，就是艰难的卫道士，为了捍卫公理和道义，忍辱负重地在各个职能部门和民众之间游走。
“师父，怎么办？”
李伟郁闷地问我：“光靠那几个所谓目击者的描述，好像不能成片呢”。
目击者倒是采访了三个。
“死者好像是一个女孩，据说是浴城的保洁员，不小心掉下来摔死了。”
“好像的讨薪的呢，原本只是站在窗户边吓一下老板，不料失足摔下来了。”
“我听别人说是一个女孩子，好像和男朋友吵架了……现在的女娃娃太脆弱了。”
几段同期说的都不一样，怎么用？自然是不能成片的。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死者是一个女孩，坠楼而亡。
但是，一点现场的画面也没有，还是不能成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