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刺客的出现
春秋末期，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那便是专门刺客的涌现。这是一批生活在民间、不图富贵、崇尚节义，身怀勇力或武艺的武士。他们与某些权贵倾心相交，为报知遇之恩而出生人死，虽殒身而不恤。晋国的豫让、吴国的专诸、要离，都是春秋末期最为著名的刺客。
晋国的豫让曾受到权臣智襄子荀瑶的尊重和重用，豫让视为知己。后晋国的内乱，权臣相争，智襄子被赵襄子毋衅联合魏、韩两家所攻杀。赵襄子与智襄子仇恨最深，所以将智襄子的头颅漆为饮器。豫让发誓为智襄子复仇。他变更姓名，进入宫中为太监。一次在洗刷厕所时身藏匕首要刺杀赵襄子，被赵襄子发现。赵襄子赞叹他的“义士”品格而释放了他。豫让矢志不渝。他漆身若癞，吞炭为哑，灭须去眉，行乞于市，连他的妻子也辨认不出来。当赵襄子外出时，他埋伏于赵襄子途经的桥下，企图再次行刺，又被赵襄子擒获。豫让要求赵襄子在处死自己之前成全他的“死名之义”。于是他拔剑三跃，猛击赵襄子的衣服，仰天大呼：“吾可以下报智伯矣！”伏剑自杀。他的死震惊了社会，“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吴国的专诸也是一名豪杰。据《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从楚国流亡到吴国途中，见“专诸方与人斗，将就敌，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当”。伍子胥知道专诸是一位敢于赴难的勇士，就与之结交。当时，吴玉僚违背了兄位弟嗣、弟终长侄继位的祖规，贸然接替父位。吴王僚的堂兄公子光本应继位，因而心中下服，暗中伺机夺位。伍子胥便将专诸推荐给公子光。公子光厚待专诸。九年后，吴军主力远出，公子光见时机已到，便请专诸出马行刺吴王僚，并表示会照顾好专诸所牵挂的“老母弱子”。
《史记·刺客列传》生动地描绘了专诸行刺吴王僚的紧张场面：
（公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特长铍。酒既酣，公子光佯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肇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
吴国另一名勇士要离允诺替吴王阖闾（即公子光）去行刺吴王僚之子、“万人莫当”的勇将庆忌。他设计假装得罪吴王，妻子被杀，右手被断，仓惶出逃，从而取得庆忌信任，伺机刺死庆忌。专门刺客的出现，正如章太炎所分析的：“天下乱也，义士则狙击人主，其他藉交报仇，为国民发愤，有为鸥枭于百姓者，则利剑刺之，可以得志。”这正是侠的品格。
侠的诞生
像豫让、专诸、要离这样一批新型民间武士的出现，标志着侠已完全摆脱了“国士”的初始形态。他们与春秋前期的“国士”相比，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本质区别：
首先，“国士”与国君、大臣们的关系，是君臣、主仆间的关系，他们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而春秋末期的武士虽是由“国士”和“游士”发展而来，但他们和国君、权臣关系的产生，已由被动的法律和行政上的被选拔、被统率关系，转变为“交游”方式的双方面的自由选择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与所结交的权贵至少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赵襄子再次擒获刺客豫让后责问他：你最初曾在范氏、中行氏家里当过门客，他们后来都被智襄子杀灭了。你不但不为他们报仇，反而去投靠智襄子。智襄子被杀后，你为什么为他复仇之心这么强烈？豫让回答说：“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土报之。”意思是说，范氏、中行氏把我看作一般人，所以我也像一般人那样对待他们；而智襄子了解我是一名“国士”，所以我也就用“国士”的方式去报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