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的活跃
战国时代，武侠作为一卜独立的社会力量为人们所承认，其标志就是“侠”的名称的出现。
冯友兰在《原儒墨补》一文中曾指出：“侠之一字则在晚周较晚的书中，方始见。”他的论断大致是对的。直到战国中期，尚未见典籍中有“侠”的专门名词出现。那时的“侠”往往还是与其他各类武士混称为“国之豪士”（《管子·问》）、“豪杰之士”（《盂子·滕文公上》）、“剑士”（《庄子·说剑》）、“私剑之士”（《韩非子·显学》）、“死士”（《墨子·备梯》）等，不一而足。上文提到，《墨子·经上》篇曾有“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的话，同韦《经说上》篇也有“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的解说。行侠，一般被人们称作任侠，那么，《墨子》中的话可能是夫于“侠”的概念的最早阐述。
《说文解字》五篇上“万”部说：“俜，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俜”。据此可以得知，“侠”这一专门称呼最早可能转音于汉代称之为“三辅”的陕西中部一带的俗语方言。那里的居民把社会上已普遍出现的一类轻财重交的民间武士称之为“俜”，也写作“俜”，后逐渐变音假借为“侠”。
“俜”之所以假借为“侠”，在文字上和作为剑的别称的“铗”不无关系。“挟之于旁”谓剑，大概最初剑只是用手臂夹带的，所以剑又称作“铗”。在先秦，“侠”字与“夹”、“挟”字常通借互用，正如段玉裁所说：经传多假‘侠’为‘夹’，凡‘夹’皆用‘侠’。”因此，“侠”字在形、义两方面都可能从“铗”字转化而来。且“铗”字先秦后己不多见，大概“铗”字的消失与“侠”作为民间武士特指名词的出现不与关系。武侠的产生与先秦剑崇拜的文化心理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
从陕西三辅之地的方言“俜”转音，并在文字上从“铗”、“夹”通假为“侠”字，这一过程，大概至少在战国晚期已经完成。
因为到了战国晚期，典籍中已正式出现了“侠”字。其中，较为集中的是《韩非子》一书。书中的《八说》、《显学》、《五蠹》诸篇，都将“侠”作为与“儒”并列的重要社会力量看待。《六反》篇提到了“行剑攻杀”、“活贼匿奸”的“任誉之士”。注引卢文昭曰：
“‘誉’，疑是‘侠’。”则“任侠”一词可能最早出现于《韩非子》一书中。此外，《战国策·燕策三》载田光的话，有“节侠士”一词，《庄子·盗拓》篇有“侠人”之说，《吕氏春秋·音律》篇也有“侠”字出现。可见，战国未年“侠”的称呼已经常使用。
“侠”的名称的出现，标志着武侠阶层已彻底从“士”阶层中脱离，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从此，“士”便成为古代社会文人的代称了。
战国时代的武侠都是以“游侠”的形态出现的。
战国的武侠与说士一样，具有自由的身份，在列国间周游，但其目的不是为了“致仕”，而是为了“交游”。他们既与民间社会的豪杰之士交往，也与诸侯权贵结交。战国时代著名游侠荆柯，祖先是齐国人，后迁居卫国。荆轲从小生活在卫国。《史记·货殖列传》曾指出：“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荆轲就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长大，深受熏染，故“好读书击剑”。早年一度想凭一身武艺为国王卫元君服务，卫元君未用。于是荆柯离开卫国，开始了他的游侠生涯。他曾去榆次与武侠盖聂论剑，又到赵国国都邯郸与著名剑侠鲁句践比武。后来来到燕国，与各个阶层的人物都有来往。他与屠狗的侠士高渐离结为好友，常在一起喝酒。燕国的处士田光先生也是荆轲的好朋友。荆柯还是个有心计的人。到各国支游时，他“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
后终于与燕太于丹交往，行刺秦王。据《战国策》记载，战国时代另一著名游侠鲁仲连，也曾历游齐、赵各国，为齐国解燕围，为赵国解秦田，拯救了无辜百姓的生命，却不受封爵财宝。他曾说：“所贵于大干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耿也。”这正是游侠周游天下的宗旨。
战国的游侠，其本质犹如某些文化人类学家所称，是一些“文化离轨者”。他们游离于既定的文化规范之外，蔑视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因而采取极端的抗拒行为，行动乖僻，为世人所不解。荆轲来到燕国后，天大与好友高渐离及其他一些屠夫在闹市中痛饮，喝到兴头上，高渐离击筑，荆轲随着乐声高歇，“相乐也，已而相泣，旁着无人者”。燕国的侠士秦舞阳，13岁时就杀人，“人不敢迕视”。《吕氏春秋·当务》篇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齐之好勇者，其一人居东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于途，日：“姑相饮乎？”觞数行，曰：“姑求肉乎？”日：“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为？”于是具染而已，因抽刀页相啖，至死而上。
这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未必全是实事，但可以窥出游侠行事乖戾之一斑。
中国的先秦社会尚未形成分野明晰、各成体系的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固守古老文化传统的游侠被战国社会似乎一致的强大的时代潮流冲出了常规的生活轨道。他们佩着利剑，四处飘泊，甚至隐名埋姓，在有限的特定的圈子里交往，心灵里深埋着对于整个社会与世风的敌意，人们也将他们视为特殊的一群、主流文化的离轨者。他们极端的行为和乖僻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