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基本上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本书是中国历代大儒评传，读者于此可见历代大儒的生平业绩、生活风采和学术特色，也可略知中国儒学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
一、儒学的流变
中国儒学，是在孔子学说基础上不断发展演变形成的。儒学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即先秦儒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现代新儒学。
先秦儒家诞生于春秋末年，为孔子所创立。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我国第一个职业教育家，他一生教学，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又删订《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修《春秋》，制定了儒家经典。他还精研罩思，形成“仁义礼”一体论、仁政德治论和“君子”道德伦，为儒家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此，作为有经典、有纲领、有徒众的儒家学派正式问世了。孔子创立儒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个学派的诞生，而且由于儒家讲学之风的影响，促成了诸子争鸣的形成和百家的诞生，带来了中国学术繁荣的第一个**。战国是儒学壮大期。此时儒家得到初步发展，成为势力强大的一世“显学”。《史记》说：“自孔子卒
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儒林列传》）在诸子百家竟相争鸣的学术风气下，儒家作为一个“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汉书-艺文志》）的显赫学派，在列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与风靡一时的墨学并为当时的两个“显学”。但这时儒家内部也产生了分化，韩非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氏之儒”、“漆雕氏之儒”、“子思氏之儒”、“颜氏之儒”、“仲良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班因说：“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即指此而言。儒家八派的流传宗旨多不可详，唯子思、孟氏、孙氏三家略可称说。子思即孔子之孙孔亻及，孟氏即孟轲，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为“思孟学派”，传孔子“仁义”之学。孙氏即荀子，远绍子夏之绪，传孔
子“礼乐”之学。孟、荀崛起于战国时期，辟杨墨、攻异端，捍卫了儒学的显学地位，也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孟子和荀子是先秦时期儒家著名代表人物。
两汉儒学，趋于独尊，也是儒学蜕变，成为御用学术的开端。秦统一中国，儒家以不合时宜、是古非今惨遭“坑焚”之祸，由显学堕入低谷。汉弛挟书之禁，经出崖壁，大儒间出，伏生、因何、辕固、韩婴、胡毋生之伦，竞相设帷执讲，传经授学。但汉初休养生息，崇尚黄老“无为”之治，儒学不绝若缕。汉武龙兴，仲舒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学校之官，建博士之职，儒学迎来了希望的春天，
成为指导中国政治、思想、风俗的经典学问，形成影响深远的经学。在汉代，以儒学造就人才，士子进身，官吏升举，多取经明行修、儒理精深之士，于是父敦其子、妇劝其夫，莫不以进学业儒为事，儒学史上开始了第一个辉煌灿烂的极盛时期。另一方面，儒学在两汉又出现了变异和分化，汉代儒学的变异主要表现在以董仲舒为首的经学家引阴阳五行以解儒学，西汉末盛行谶纬迷信思潮，弄出许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使这一治学风格达到极点。由儒学的异化而有经学的分化，这种分化主要表现在西汉今文经学和东汉古文经学的分野。今古文问题，最初只以经本文字的“今”（汉隶）“古”（战国古文）而得名，但一经对立，互相立异，各缮营垒，因而先从文字分歧，进而在治学风格、思想内容乃至经篇的有无残全上，都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从经本上看，今文以齐、鲁、韩三家《诗》、今文《尚书》、《仪礼》、《礼记》、今《易》、《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经典；古文家以毛《诗》、《古文尚书》、《周礼》、逸礼入古《易》、《春秋左氏传》为经典。在相同的经典中，古文经比今文经内容齐全，文字可靠。在思想内容上，今文家以《王制》、《公羊传》为依据，所讲制度规模比较狭小；而古文家以《周礼》、《左传》为依据，制度弘大，内容丰富。从治学风格看，今文家力图发现五经中的“微言大义”，牵强比附，甚至与谶纬迷信相结合；古文家则重视经文本义训诂，名物考实，以质实纯正见长。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时期，它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自“《公羊》学”而入五经，特别善于发挥“微言大义”。他又把儒学与阴阳、五行、名、法、方术结合起来，改造成适合西汉大一统形势和积极有为政治需
要的学术，因而获得西汉统治者的特别赏识。也是他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古文经学以西汉末年的刘歆开先河。汉成帝时期，刘歆校书中秘，发现大批古文经书，请求设立学官，广其流传。今文博士深辟固拒，刘歆移书让之，斥其“抱残守缺”，“是末师而非往古”，于是激起今古文之争。从此，今古学家各执一端，互相排斥，形同水火。王莽曾立古文博士，旋因败灭而罢休。东汉时期，朝廷虽然只设今文博士，但治古文经学者实繁有徒，大师辈出。贾逵、马融、许慎、郑玄，各领风骚。特别是郑玄，他遍注群经，杂糅今古，从而以兼容并蓄的姿态息歇了今古文之争，时称“郑学”。
魏晋玄学，儒学向异教蜕变。汉末的郑学，总结两汉经学之功有余，而开辟新视野不足。郑注三《礼》，融会今古，平实雅正；所注《周易》，拾取今文象数之绪徐，大谈交辰，陷于机祥，圣人义理尽失，读者味若嚼蜡。于是，聪明睿智之士转而寻求理论的思辨，魏晋玄学便应运而生了。玄学以《易》、《老》、《庄》为谈资，号称“三玄”。他们毁弃名教，轻薄礼法，对传统道德、经学，实为一大解脱。但援释道“虚”“无”以释儒典，窈渺虚空，玄之又玄，大异儒家“修齐治平”之旨。随着南北朝政治对立的形成，儒学又分为“南学”、“北学”。南学宗三弼注《易》、何晏注《论语》，崇尚玄学，简洁而得其精华；北学守郑玄经注，质定名物，繁芜以穷其枝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