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如此四点，再加上以往的战绩，白起被称为“战神”实在是实至名归。而这个名号远远不止于简单的一个称号，它带来了巨大的连锁反应。许多将领只要一听闻是白起亲自领兵作战，便会闻风丧胆，最终不战而逃。这个时候白起就会发挥他的优势——穷追猛打。于是，很多战场都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一方丢盔弃甲，狼狈而逃，并且最终一个个倒了下去，虽然所剩无几，依然被屠戮；而另一方人马则不顾一切地收割着他们的人头，丢了上衣盔甲，只拿着大刀如屠猪宰羊一样，在战场上发疯似的追击。
最终，所有国家的所有部队，都成了白起选择的猎物。但他选择的首要猎物是韩国。首先打击韩国，不仅能够抢占有利的地形，夺取肥沃的土地，还能够将一支利剑戳在赵国的鼻梁跟前。如此，战争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了秦国的手中。
在公元前264年，白起攻打韩国的陉地（今山西曲沃），韩军不敌，白起一路攻克了5座城池，5万韩军被斩杀。次年，白起又率领5万兵力攻击韩国的南阳，韩国的太行道在一把大火中被断绝。从此，韩国与魏国的道路被彻底阻断，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而关于白起此次作战的韩国南阳地区的确切地点，今人有过激烈的讨论。
就当时而言，南阳地区有两种存在状态，第一种是楚国和韩国的南阳。这里的南阳指的应该是王屋山以南、汉水以北的广大地区，而在这以前，即周赧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90年），秦军就将这一地区分割在伊阙以西地区。白起要获取此地简直就是探囊取物，所以在26年的时间内白起丝毫不为所动，到了此时才率军夺取，似乎不合情理。
第二种就是魏国和韩国共同存有的南阳地区。即今天的河南济源到获嘉一带的广大地区。此地在春秋时期属于晋国，后来在韩、赵、魏三家分晋时，南阳被一分为二，魏国的南阳就是今天的修武县。周赧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8年），秦军便攻克了魏国的怀邑地区（今河南武涉），白起犯不着重新攻克一遍，因为此地早就成了秦国的占领区。
有人认为韩国的南阳应该在今天的河南沁阳县一带，胡三省对于这一地区进行了分析：韩国的南阳，就是河内、野王一带。只可惜，对于野王的确切位置则语焉不详。历史上普遍的观点认为，野王就是今天的沁阳县，韩国的南阳、古代的野王、今天的沁阳，指的是一个地区。可是以后的历史却是，两年之后，白起占领了野王，这种重复性攻击，是不应该发生的。
而《中国历代战争史》则指出，韩国的南阳就是今天河南沁阳县，只是野王并非沁阳，而是河南博爱县。这样解释，一切的疑惑便迎刃而解了。
白起此举战略意图明显：巩固邢丘、怀邑、太行山一带的防线，以切断韩国和魏国的联系，进而掌握整个三晋之地的局势变动。
又过了一年，白起再率部攻克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切断了韩之上党郡同韩国的联系。这样一来，上党（今山西长治）就成了韩国悬于境外的一块飞地，顷刻之间就会被秦军灭亡。
上党地区是秦国和赵国争夺的关键地带。《荀子》称上党为“上地”其意思就是指高处的、上面的地方，即“居太行山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也”。而《释名》对上党一地的解释是：“党，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也。”上党地区地势险要，古时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地，“得上党可望得中原”是当时最流行的说法。除此之外，上党还是传说时代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尧舜禹、夏商周，各个时代的都城都大多围绕上党建设，而且每个都城之间相隔不过百里。向西，就是临汾盆地，为尧都平阳所在地；向东再行走百里之地，则是殷商都城安阳；向南则是夏朝都城阳城、周代都城洛阳；向西南则是舜都蒲坂和大禹都城安邑，也就是著名的运城盆地。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韩、赵、魏三晋之国都在此地同时设置了自己的郡，而且都为其命名为上党。即韩国上党、赵国上党、魏国上党。
上党地区位于今天山西省的东南部，主要为长治和晋城两座城市，它身处高地，却在群山的环抱之中。它的西南部为王屋、中条两座大山，与今河南省分界；东部与东南部是太行山脉，与今天的河北、河南两省分界；北面是五云山、八赋岭等山地；西面则是太岳山脉。由此可见，其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
清代狄子奇《国策地名考》对上党的解释是“地极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苏东坡也在诗词中赞叹道：“上党从来天下脊。”
当时从上党可俯瞰中州，其与河东、并州相连，是当年晋国咽喉的咽喉之地。由此可见，秦国如果能够得到上党，退可以依仗太岳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进可以攻击韩国都城新郑，威慑魏国都城大梁，威胁赵国战略重地长平。秦军对此地势在必得，到时白起就能够实现和赵国军队的真正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