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秦国跨时代的进步真正始于秦孝公时期。当时远在强大魏国的商鞅，报国无门，屡遭陷害，无奈背井离乡，来到秦国。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商鞅一来到秦国，便受到雄才大略的秦孝公的赏识。两人一拍即合，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法运动——商鞅变法由此开始。在这场变法中，秦国制定了许多法令，并逐步建立起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秦国人开始铸造并使用货币。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秦国从落后、野蛮、封闭的羸弱小国，一举成为战国最为先进、文明、开放、强大的国家之一。
当然，这一切都归功于秦国改革力量，即封建势力。相对于东方六国，秦国的腐化势力是最为薄弱的。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秦国变法，有利于新的制度的实施。秦国的地主阶级最先向原先的领主残余势力发起进攻，农民阶级获得了自己需要的土地和相对的自由，地主阶级则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权力和实力，并最终完全地占据了整个国家的权力中心。
剧烈的改革使得秦国在各方面都走在了其他各国的前列。战国最后一位大师荀子在自己的成名著作《疆国篇》中极力夸奖秦国民俗的朴素，官吏的忠实，大官的守法以及朝廷的清静。在他的眼中，东方六国无疑都存在着难以改造的甚至是致命的政治缺陷，唯有秦国的政治才是相对最完美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秦国的发展趋势和先进程度。尤其是秦国的军制，比起东方六国，显得更加先进，这也是秦国能够屡屡出现名震天下的良将雄才的原因所在，也是秦军能够无敌于天下的原因所在。关于秦国军队制度先进性的这些观点，大多体现在荀子所著的《议兵篇》中：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确立了以军功晋身的制度，这种不问出身、不管过去的制度，让秦国有志之士都能够一展拳脚，让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能够有一个实现理想或者改变自己的困境的平台。赏罚严明的秦国制度，让那些人个个奋勇争先。只要得到军功，他就能一举成为有社会地位的人。如此，秦国之战力，尤其是其战斗意志，无疑是六国之中最为强大的。
而反观秦国的邻居魏国，则在吴起变法之后，建立了强大的魏武卒。和秦国几乎不论出身、不论条件，俨然全民皆兵的政策不同，魏武卒的选拔条件是很苛刻的，尽管在被选上之后，条件很丰厚。除了魏国武卒和现在与秦国对峙于长平的赵军之外，远秦地区还有一个强大的国家齐国。齐国和魏国、秦国都不一样，其兵力更注重的是勇力，若斩下敌人首级，便赏金一锱（一两二十四铢，六铢为一锱）。利益促使士兵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但战场之上光靠利益驱动是远远不够的，有时也会是错误的向导。若是应对一般的军队，这种规定自然是很有效；但如果遇上如同秦军、魏军这样的强者，利益的驱动便显得不堪一击，等待它的只能是失败。
古语有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前所述，秦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占有极大优势，为秦国的胜利奠定了稳定的基础。而更加不可忽视的是，秦国拥有将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的三人：军事上的神话白起，政治外交上的传奇范雎以及同时掌控这两个人的千古明君秦昭襄王。三人为了达成剿除东方六国当中军事实力最为强劲的赵国这一共同目标，携手与共，不懈努力。
在军事上，秦昭襄王嬴稷自然是全力支持白起。几乎是倾尽秦国在关中地区的军事力量——这些都是秦军的主力，其中大部分军士都是老秦人嫡系部队；同时，秦昭襄王还调集远在巴蜀地区的钱粮，并征集这一地区的人民负责押运粮草辎重。如此，秦军才能在赵军以逸待劳、固守不出的情况下，与其对峙三年之久。试想，加上后勤补给人员，秦军总数超过百万，在千里之外，和赵军日夜对峙，耗损巨大。如果没有秦国强大国力的支持，秦昭襄王毫无保留的信任以及秦国军民的上下齐心，这一切都是难以想象的。
时经三年之久，秦军只是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虽然从长远看来，秦军胜过赵军是必然的事情，但是如何加速这种必然的发生，就成了身居都城咸阳的那些最高决策者的头等大事。
这里的最高决策者，指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秦国君王秦昭襄王，另一个便是秦国相国范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