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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五章 真的迫不得已(2 / 2)

隐姓埋名,不是最安全的,只有人死了,才是最安全的。

即便七鹰隐居避世这么多年,太后和庞太师对他们的寻找和追杀就没停止过,事实也证明,七鹰确实违背了任务。

他们私下放走了六子不说,还留下了那块黄布,留下了那个手镯,让这个秘密,一点点被揭开。

所以,即便眼前六子被保住了,太后也不会放任六子在外,而是会找机会杀了他,皇帝即便想保,他能保一时,他保不了一世,更何况,六子对皇帝,同样也是威胁。

皇帝初掌权,怎会甘心:

皇帝跟包拯之间在大结局的时候,有一场极具争议的对话,皇帝口中的“牺牲”二字,也被拿来反复解析。

很多人根据语境和剧情,大多愿意相信这里的“牺牲”并不是死亡,而是事情到此为止的结束。

认为皇帝口中的牺牲,有三层含义:

1、不可能把皇位让给六子;

2、宗正寺永远不可能恢复六子的皇族身份,无法给予他属于皇子,乃至太子的荣耀。

3、李妃的冤屈永远不可能平反,他们母子俩只能永远过着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

但联系前后文,其实可以看得出,皇帝是不愿交出皇位的,是为自己也好,还是为天下也罢,尤其是在他亲政不久的这个时候。

正如八贤王所说,身在其位,很多事情,不可能按照他所想去做,而是只能顺应局势去做。

包拯参加科考的初衷,是为民请命。

皇帝在跟他的最后谈话中,顺着他的志向,许诺高官,这是利诱;

包拯拒绝后,皇帝开始威逼:“这件事希望到这里能够真真正正地结束,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朕的意思……这件事永远不可以传扬出去,否则包家就要灭门,你娘要死、飞燕要死、楚楚要死、公孙策要死,君无戏言”。

这说明什么?

说明皇帝自己也害怕这件事被公布于众。

也许他一开始没有杀六子的心,但不代表他后来不会有,尤其是在跟包拯的这场对话里。

包拯临走前,问了皇帝一个十分诛心的问题:“包拯斗胆问一句,如果六子,如果他有大智慧、大胸襟、爱民如子,皇上会退位让贤吗?”

皇帝沉默,没有回答,虽然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皇帝的沉默,恰恰说明,他其实知道,包拯的假设,是有可能变成真实的。

尤其是在他跟六子有过接触谈话后,他更清楚,六子是大智若愚,胸襟宽广的类型,也许六子没有上位的心,可若是他落到有心人手里呢?

皇帝不得不想的远一些,这也是他的本能,而包拯看透一切的表情,也在昭示着他对皇帝的失望和对这个官场的失望。

最后看前后两部剧包拯心态的转变:

在第二部的开篇时,包拯回到了乡下,做起了一个教书先生。

他的心态变化,一开始并没有明显表现,而是透过公孙策去表现的,而公孙策这里,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包拯做一个教书先生,眼里是没有光的。

第一部结局的时候,虽然能看出包拯对整个官场的失望,但他的态度其实并不消极,又或者说,他并没有放弃为百姓做事的心意,整部剧的结局走向,其实是偏向上,乐观的。

在第二部中,包拯却真的安安分分做了一个教书先生。

在包拯查出书院两个学生偷钱的纠纷后,公孙策告诉展昭:你没发现,他的眼里,是有光的吗?

后来,他又设局,让包拯在府衙里,解决了百姓们争执不下的问题,让包拯重新找到为百姓洗刷委屈,冤屈的感觉。

那么,问题来了:包拯到底是经历了什么,让他在这之前,放弃了查案子?放弃了他内心里的光?

对官场的失望,并不至于打压他侦查,探案的心思,毕竟,他在参加科举前,一直都是协助包大娘,又或者是自己都在调查案子的。

除非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让他对查案这件事,甚至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正因为这个怀疑,所以公孙策才说:他现在有一个问题想不通。

结合后来,包拯对皇帝找他入京查案时,犹犹豫豫,公孙策却直接问:是不是六子的事,可见,包拯想不通的事,他的自我怀疑,和六子有关。

第一部结局中,六子性格潇洒恣意,按照他的个性,带着自己的母亲潇潇洒洒走天下,其实是他更想要的,被皇族身份困住,反而困扰了他的人生。

作为好友,如果六子是安全,恣意地带着李妃在天下间行走,包拯该为他高兴,而不是困在“自我怀疑”中,走不出来。

两部之间的时间点,其实可以根据展昭的年纪判断,相隔并不太远。

可包拯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态度消极,不再触碰案子,直到学生盗窃案,才让公孙策发现了他的心还在。

这也佐证了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包拯身上发生了大事。

什么大事呢?无非就是第一部那几个:1、他知道了隐逸村被全灭的事实;2、京城中,有人对六子下手了。

整部剧中,最亮眼的,不是包拯的演技,而是故事的角色塑造。

在这些事情面前,没有绝对的恶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从主角到配角,大多亦正亦邪,游走在好与坏之间。

看起来,唯一理想化,完美化的角色,只有一个,那便是皇帝宋仁宗。

可凭什么他是最理想化的呢?

他真的是最理想化的?如果是,似乎和原本整部剧的其他角色设定就有些违和了,再怎么理想化,他仍旧是一个帝王,仍有不得已却必须做的事,就像沈良。

六子的生死抉择,就是他的不得已却必须做的事。

所以陈安隅觉得结论也不必多说了吧。

不是包拯的演技,而是故事的角色塑造。

在这些事情面前,没有绝对的恶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从主角到配角,大多亦正亦邪,游走在好与坏之间。

看起来,唯一理想化,完美化的角色,只有一个,那便是皇帝宋仁宗。

可凭什么他是最理想化的呢?

他真的是最理想化的?如果是,似乎和原本整部剧的其他角色设定就有些违和了,再怎么理想化,他仍旧是一个帝王,仍有不得已却必须做的事,就像沈良。

六子的生死抉择,就是他的不得已却必须做的事。

所以陈安隅觉得结论也不必多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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