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却引得李蒸校长大发感慨，喟然道：“当今世界，国与国之竞争，乃综合国力之竞争。我国大学教育虽文实兼有，然报投文科的学生占七成有余，报投实科的学生只有区区不足三成。想我中华人口之众，国土之大，世界罕有，近几十年来却为何屡遭外国欺凌？皆因进入工业时代以来，我国在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实用科学上远远落后于人之故！诸位同学有志于实科，将来可以裕国民之生计、促生产之发展，我是极赞同的。我正好要去考场巡查，顺便带你们过去也好，免得你们初来乍到，又生事端。”
完了，什么叫骑虎难下，这便是。好端端的来学校看看美女师妹，一眨眼的工夫，居然变成了被校长亲自领去参加入学考试，几人心底的郁闷之情可想而知。
说话这个时代的北师大，可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存在的北师大，社会在发展进步，如今想当教师不一定要进师范大学，进了师范大学的，毕业也不一定要去当教师。今天的北师大，虽然挂的是师范大学的牌子，但是从专业的设置到最终学生的就业去向，并不是专门为培养教师而存在的一所专门性的师范大学。
但是1932年的北师大，仍然是一所彻彻底底的师范大学，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中学教师。
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一般的国立大学，如北大等，每年学费约22－40银圆；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如每年约160银圆。上述这些，都不是收入微薄的中下层民众所能负担得起的。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请注意，这是当时工资最高的上海的统计数据，其它的城市一般的工人是达不到这种水准的。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民众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等等。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普通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
而作为一所国立大学，北师大的学费是最便宜的——因为完全免学费，更美妙的是，毕业后工作几乎是不愁的，因为当时中国人平均识字率不到20%（士兵则更低，约10%），到处缺教师。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
所以当时的教书先生，可不仅仅是人们口中尊称为先生而已，还有物质待遇上的保障。因此，当年北师大的招生考试，每一次报考的人都是非常多的。相应的，竞争也非常大，考取北师大在珉国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这次有些不同，参考的人数并没有达到熙熙攘攘的程度，因为这是一次补招。直接原因是长城抗战的爆发，察哈尔省、热河省和华北一部进入战争状态，导致北师大有一部分生源流失，开春寒假收假以后彻底宣告短期内无法返校就读。在1932年初，全国统一招考还没有实行，各大学拥有相当宽松的招生自主权，什么时候招生，招多少学生，招生考试的题目，考完后录取谁不录取谁，都是学校自己说了算。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才有了1932年春后的北师大补招。
按说其实穿越四人众是没有报考的，但是有李蒸校长亲自领来，又有哪个监考老师这么不识趣硬要核实考生身份呢？这也不全是监考老师要拍校长马屁，实际上，珉国时期的大学，因为自主性非常高，破格的事情很多，不是常常听说某某大人物当年文史满分，数学零分照样录取吗？何况多来三四个考生这样的小事——反正实科报考的学生少，空位子多的是，考卷嘛，备用的也不止四张。且让这几位同学参考就是，也不碍什么事。
目送李蒸校长在教室门口转身离去的身影，江明等四人面面相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