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汉是有意派人向日本人买军火的。一是红军中也本就有一批他援助的日式枪械（奉天的缴获），和广东陈济棠的战争中，红军也缴获了一批日械。二来却是想把日本人也拖下水。这几年林汉通过各种渠道疯狂地向苏区运用德式枪械，早已引发各方势力的关注。大军火商弗郎西斯更是各国政府监视名单上挂号的人。从日本进口枪械，可以把日本人也拖下水，这也是为了给德国商人弗郎西斯洗白的一种手法。
（注：陈济棠反蒋时，曾得到日本大量的军事援助，其军队中装备了大量的日械，甚至还有日械师，除清一色的“三八大盖”、歪把子机枪外，每人还有一顶钢盔，号称广东当地唯一戴钢盔的中国部队。）
有人质疑德国卖枪械给红军时，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后来扮成希特勒的汉娜，反驳的说法都说成这是无良的犹太军火掮客弗郎西斯的个人行为。而弗朗西斯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更当着记者的面说出了让全世界军火商皆心有戚戚焉的名言：
“你们说我把帝国主义的子弹卖给社会主义，这算什么？我本人坚决反对，但我无法反抗的钱。”
“军火商是有国籍的，但是军火商的生意，是国际的！不把武器卖给国家敌人的军火商不配称为国际军火商！”
为了掩盖德国援（蟹）共的真象，德国大（蟹）骗子弗郎西斯牺牲不小，在林汉的安排下，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耻的国际军火掮客。他说的这些话未必能骗过英美日各国，但能骗过南京国民政府的那帮人就可以了——或者根本不需要主动去骗，只要送给他们一个推托就行了。即使是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宋子文委员长座下的财政部长孔祥熙，这两年来在红军和德国人之间当中间人，此外替林汉使用假（蟹）钞洗（蟹）钱，从中抽水也是狠发了一笔大财。
逐利是资本的天性，就算是意识形态也不能影响干涉。日本的资本家，在面对金钱的诱惑时，节操同样是很低的。只要有钱，他们一样什么都卖。
1932年到1933年，林汉援共的枪械，有整整三千条“三八”大盖步枪就是来自日本，甚至连刚刚制造出来的九二式轻步兵炮，日本商人也偷偷卖了好几门。这些武器都通过弗郎西斯的周转从东山岛上岸。而另外还有一千条三八大盖则是来自台湾的驻军——台湾驻军的高官把上级命令用来援助十九路军的军火给私下扣了，然后盗卖给了弗郎西斯，转手交给了红军。
什么日本武士七生报国的美德，这是什么东西？大日本帝国的军火商同样只信钱。至于未来大日本帝国卖掉的子弹会不会被红军反过来打进大日本皇军的胸膛，日本的军火商根本不会去想这么多。
宋子文派过来接收的四个师，很快就发现自己吞下的四个城市根本不是一块肥肉，而是主动钻进了李润石为他们准备的老鼠笼子。
为了夺取周围的农村，接手四个城市，整编了十九路军的残部后，这个四个师同时出动，开始扫荡周边的农村。结果却在早有准备的红军猛烈的打击下，全部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四个师变成了四个“半师”——这也是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和红军最大的冲突。这四个师所以能以“半个师”、“三分之一”师的身份退回城内，这还是红军手下留情，留枪留械不留人，打完了歼灭战后随手就将被俘的炮党官兵全部放回城内的原因。
在过去两年里，用银弹帮常凯申击倒无数对手的宋委员长，这回却在福建亏了血本，被李润石和蒋光鼎联手狠坑了一把。他所接收的福建四城，变成了身上长蛆的臭肉，不但不能带来任何好处，却还要每个月从江浙用船运送补给维持这四座城市的补给，此外还要整天提心掉胆红军会不会变主意攻下这四城——他们不是不能通过购买的方式从周边农村获得补给，只是周围的红军只认银元和金条，不认炮党发行的法币。
宋子文不是没想过放弃这四个城市，壮士断腕脱离李润石为他准备的四个老鼠笼。可是不战弃城而走的影响实在太大，红军的李润石也不愿意他这么做，反而通过制造舆论手段，在报纸上大肆宣扬“保卫福建”的重要性。然后自有一批从福建逃出“名流”，到南京国民政府前面哭泣游说，大谈福州不丢，厦门不能弃，泉州很重要，莆田不能不战而逃，利用社会舆论的压力，愣是逼得想要吐出这四团臭肉的宋子文又不得不捏着鼻子将这陀四臭肉咽了回去。
李润石之所以放过这四个师半条命，就和有意留着十九路军一口气一般，将这四个城市变成宋子文的伤口，长期地放他的血损失更大，同时变成自己的人质，让炮党不敢轻易地封锁东山港出海通线——一旦打下这四个城市，那就等于撕下炮党身上最后的遮羞布，英美日干涉之下，必然封锁红军的对外海运交通线。
宋子文不知道的是，历史上的解（蟹）放战争的豫东战役里，也是因为类似当地名流向国民政府游说高喊“开封不能丢”的理由，逼得想壮士断腕的常凯申不得继续下注，结果把丘清泉、区寿年两个兵团给赔了进去。
把南京国民政府“筐”进福建这个老鼠笼后，江西红军主动找宋子文和谈，以保证不攻击四座城市为交换条件，换取闽江口的通航权。虽然红军夺取了东山港的出海口，但这里离红军核心基地还是稍远一些且交通不便。开辟了闽海航道后，物资的中转也多了一条渠道。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