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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1 / 2)

 第一节 三晋及田齐的兴起

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运潜移,远看仿佛静止;战国时代的历史却好比奔流的湍濑,顺流的舟楫,扬帆飞驶,顷刻之间,已过了峰岭千重。论世变的剧繁,战国的十年每可以抵得过春秋的一世纪。若把战争比于赌博,那么,春秋的列强,除吴国外,全是涵养功深的赌徒,无论怎样大输,决不致卖田典宅;战国时代的列强却多半是滥赌的莽汉,每把全部家业作孤注一掷,每在旦夕之间,以富翁入局,以穷汉出场,虽然其间也有一个赌棍,以赌起家,终于把赌伴的财产骗赢净尽。

这变局怎样造成的?因为春秋战国之交记载特别残缺,我们还不能充分知道。但有一点可以确说的:先后参加这国运的狂赌的列强,即所谓七雄者,其中除燕国在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历史完全是空白外,其余赵、魏、韩、田齐、楚和秦,我们都知道是曾起过一番政治经济的大变革,曾把封建的组织加以人工的有计划的摧毁的;前四国本身并且就是政治革命的产物。

赵、魏、韩即所谓三晋。它们的前身是晋国的三个封区。赵氏的祖先本是累代替周王御车的。穆王时,著名的神御造父以功封于赵,因以邑为氏。造父的七世孙赵叔带,因为幽王无道,脱离周室,往仕晋国。后来晋献公用赵夙做“御戎”(战时御君车的),毕万为副,以灭耿、灭霍、灭魏。临到论功行赏,把耿给了赵夙,把魏给了毕万。此时赵氏在晋国始有了根据地,而毕万始建魏氏。韩氏也以封邑韩原得名,其受封略后于魏氏,唯确实年代不可考。前583年,晋景公听信谗言,疑赵氏谋叛,把这一家几乎杀尽了,把它的田邑没收了,因韩氏的劝谏,景公才复封赵氏一个仅存孤儿。这件故事,后经点窜,成为一件很动人的传说。我国在18世纪间最先传译于欧洲的一部戏剧《赵氏孤儿》,是以这段传说做底子的。赵氏复嗣后,不到四十年,成为把握晋国政权的六卿中最强的一族。所谓六卿包括上说的三家和范氏、中行氏、智氏。范、中行氏后来和赵氏火并;内乱连年的结果,二氏于前491年(孔子卒前十一年)被逐出晋国。他们的土地终于归入其余的四家。前455年,智伯又胁迫着韩、魏和他合兵攻赵,把赵襄子围在晋阳。联军决汾水灌城,只差三版便把全城淹没。临到城快要破的时候,韩、魏却突然和赵勾结起来,把智伯杀掉,把他的土地也瓜分了。不久公室的土地也被分割到只剩下可忽略的数量,晋君竟卑屈到要去朝见三家的大夫,他后来的命运这里也可以不表了。前403年,周威烈王竟把三家的大夫升格为侯。通常以这一年为战国时代的开场。于是三个新国出现于历史的舞台上;魏占有旧晋的中部和西南部,都于安邑(今山西夏县),赵占有旧晋的北部,都于中牟(今河北邢台与邯郸之间),韩占有旧晋的南部,都于阳翟(今河南禹县)。开国初的四十年内,三晋先后把国都迁到最适宜于向外发展的地带。赵南徙邯郸(今河北邯郸县);韩灭郑,即以郑都为新都(今河南新郑);魏则东徙大梁(今河南开封)。

三晋建侯后十七年(前386年)而齐的蜕变也完成。这年齐大夫田氏托魏文侯请得了周王的册命,升格为侯。田氏即陈氏(陈田古音相同,春秋的记载用陈,战国的记载用田),它的始祖乃是陈国的一个公子,名完,和齐桓公同时的。公子完避乱奔齐,甚得桓公的宠悦,仕为“工正”,以祖国的名号为氏。传说公子完在本国娶亲之前,他的岳家为婚事问卜,得到下面的谶辞:

凤凰于飞,和鸣锵锵。在妫之后,将育于姜。

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这神验的预言无疑地是事后追造的。所谓五世,便是弑齐简公的罪魁,孔子所要讨伐的陈恒。陈恒既立新君,便专齐政,把国内稍强大的贵族尽数锄去,只把自己的封地增加到多过齐君的采地。陈恒的儿子继做齐相,更把齐都邑的大夫尽换了自己的宗人,再传两世到田和,恰好遇着一个沉迷于酒色的齐康公。田和索性把他迁海边,留一个城邑给他过快活的日子,而自己践登侯位。

政变的潮流不久又波及周室。三晋和田齐的建国还须借重周王的册封。但三晋受封后三十三年,韩、赵便过河拆桥,合力攻周,扶植两个有力的王亲,把周室分裂为二:东周都于洛阳的旧王城,西周都于巩。此后周王的力量还比不上从前一个侯国里的小封君了。

第二节 魏文侯、李克、吴起

政权的转移每牵连到政制的改革。三晋和田氏,在地盘的扩张中,各把国内林立的小封君陆续兼并了,最后连公室也消灭了。在建国之前,即在竞争生存的时期,它们为免实力的分散,不能把新得的土地多所割封。齐、晋旧有的小封君于是逐渐被非世职而无采邑的地方官吏所替代。当四氏建国时君主集权的局面同时成立,它们没有回到旧路的需要,而且权力这东西原是易握难放的,虽然此后这四国和同时的其他各国,偶然也把土地封给功臣或子弟,但受封的人数既绝少,每个封区若不是寥寥的数城或十数邑便是荒野的边地,绝不足和中央抗衡的,战国时代的国家,先后都向君主集权的路走,而最先走上这条路的是三晋和田齐。

这新建的四国当中,魏的新气象为最显著;它们的创业君主当中也以魏文侯为最英明。他开战国招贤养士的风气,在他的朝廷汇聚了国内外的人才。其中最可注意的除孔子的门人子夏外,有李克(或作李悝)和吴起。

(1)李克,魏人,是子夏的弟子,做了文侯的卿相,他是我国第一个大法律家,手定魏国的新法典。后世所传他的《法经》六篇大约就是这法典的底稿。《法经》是我国第一部详细的律文,可惜已经亡佚了;我们只知道其中一篇叫作《网经》,是关于盗贼的劾捕的;另一篇叫作《杂律》,有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条目。李克又替文侯改定税法。从他自己所述这新税法的提议中,很可以看出当时农民生活的情形,现在把原文抄在下面:

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百田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每石值三千钱),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收获为平时的四倍),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将农民所余四百石取去三百石),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放给农民);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

这新税法的实行,是战国的初年魏国富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不知道它到底实行了多久。

(2)吴起,卫人,或说魏人。曾从曾子和子夏受学。他是战国著名的兵法家,有兵书传后(已佚,今本乃伪托)。他曾给文侯将兵大败秦国,后来任西河守,抵御秦、韩,魏甚得力。他将兵和最下级士卒吃着一样,睡不铺席,行不用车马,亲自负粮,和士卒分劳苦,因此大得军心。

吴起在魏国以军事显。但他的政治本领却留在楚国发挥。文侯死后,嗣君武侯,因受离间,对他生了疑心,他怕得罪,走去楚国。不久楚悼王任他做令尹。这时距吴人入郢有一百二十多年,楚灭了陈、蔡、杞、莒之后,疆宇大展,其国都久已迁回郢邑。吴起把三晋“明法审令”的一套介绍了过来,又教悼王把坐食无用的冗官悉数裁汰,把公族疏远的废掉,省下钱来养兵练兵,又把一部分贵族强迫迁徙,以实国中空虚之地;又替悼王立了一条新法,令每个封君的土地传过三世之后得交还国家,这就是说,用缓进的手段把封建制度推翻。因为这些改革,吴起成了楚国的贵族的怨府。悼王一死(前381年),他们便暴动起来,围攻吴起,吴起只得匿伏在王尸旁边。在刀箭纷集之下吴起和王尸一齐糜烂。太子正位后,借着毁坏王尸的“大不敬”的题目,大加株连,坐罪灭族的有七十多家。楚国的贵族几乎被一网打尽。楚国的新局面也就成立。

吴起死后二十年而秦国开始变法。

第三节 秦的变法

秦的发祥地在渭水上游的秦川的东岸(今甘肃天水县境),周孝王时,嬴姓的非子因替王室养马蕃息的功劳,受封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近畿的“附庸”。宣王时,秦庄公以讨伐犬戎有功受命为西垂大夫。及平王东迁,秦襄公带兵去扈卫,平王感念他的殷勤,才把他升在诸侯之列。这时畿内的丰岐一带已沦入犬戎,平王索性更做一个不用破费的人情,把这一带地方许给了秦,假如它能将犬戎驱逐。此后秦人渐渐地东向开拓,到了穆公的时代,更加猛进。穆公是春秋的霸主之一。他曾俘获了晋惠公,拿来换取晋国的河西地方;又灭梁、灭芮,都是黄河西岸与晋邻近的小国。他又潜师远出,希图灭郑,若不是郑商人弦高把噩耗发现得早,向祖国报讯得快,秦的铁手此时也许便伸入中原了。秦的东侵是晋的大忌。秦师这次由郑旋归,晋人也顾不得文公新丧,墨绖兴兵,把他们拦路截击,杀个惨败。后来穆公虽报了此仇,他东向的出路到底给晋人用全力扼住了。他只得回过头去“霸西戎”,结果,“兼国十二,开地千里”。穆公死时(前621年),秦人已占有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已奠定一个头等国的基础。但此后二百多年间,秦的内部停滞不进,而晋始终保持着霸国的地位,继续把秦人东出的路堵住。

当战国开场的前后,秦在“七雄”中算是最不雄的一国。自前428年以降,四十多年间,它的政治出了常轨,大权落在乱臣。在这时期中,它有一个君主被迫自杀,一个太子被拒不得继位,另一个君主和母后一同被弑,沉尸深渊。魏人乘秦内乱,屡相侵伐,并且夺回穆公所得到的河西地方。

穆公的霸图的追续是自献公始。他即位的次年(前383年)便把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县)东迁到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他恢复君权,整饬军旅,两败魏师。但秦国更基本的改革,更长足的进展,还要等待继他位的少年新君孝公和一个来自卫国的贵族少年公孙鞅。

公孙鞅原先游仕在魏。传说魏相公叔痤病到要死时,魏君(即日后的惠王)请他举荐继任的人,他便以卫鞅对。魏君默然不语。公叔痤更嘱咐道:若不用这人,必得设法把他杀掉,勿令出境。魏君答应去后,公叔痤立即唤叫卫鞅前来,把刚才的谈话告诉了他,劝他快走。他不慌不忙答道:魏君不能听你的话用我,又怎能听你的话杀我呢?后来闻得孝公即位,下令求贤,他才挟着李悝的《法经》,走去秦国。

前359年(孝公三年),孝公用卫鞅计颁布第一次的变法令。这令的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刑法的加严加密。人民以十家或五家为一组,若一家犯法,其他同组诸家得连同告发,知情不举的腰斩;告发本组以外奸恶的与斩敌首同赏,藏匿奸人的与降敌同罚。(二)是富强的新策。凡不做耕织的游民收为公家的奴隶,努力耕织多致粟帛的人民免除徭役;家有两男以上不分居的纳加倍的人口税;私相殴斗的分轻重惩罚;非有军功的人不得受爵;服饰、居室和私有的田土奴婢的限度,按爵级区别,因此没有军功的人虽富也不得享受。这新法施行十年后,秦国家给人足,盗贼绝踪,百姓从诅咒转而歌颂。这新法的成效更表现在卫鞅的武功,前352年,他亲自领兵征魏,把魏的旧都安邑也攻破了。此役后二年,卫鞅又发动第二步的改革:把国都迁到渭水边的咸阳,在那里重新筑起宏伟的城阙和宫殿;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把全国的城邑和村落归并为三十一县,每县设县令、丞(正副县长);把旧日封区的疆界一概铲平,让人民自由占耕未垦辟的土地,让国家对人民直接计田征税。第二步改革完成后,卫鞅于前340年又领兵征魏,把魏将公子卬也虏了回来。于是孝公封卫鞅于商,为商君,后人因此称他为商鞅,但他的末日也快到了。先时第一次变法令公布后,人人观望怀疑。适值太子犯法。卫鞅便拿他做一个榜样,把他的师傅公子虔黥了。后来公子虔自己犯法,又给卫鞅劓了。前338年孝公死,太子继位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把商鞅族诛。但商鞅的政策却继续被采用。

秦地本是戎狄之区。西周的京畿虽建在其上,文明的透入始终不深,好比一件锦衣覆着褴褛。周室东迁后,锦衣一去,便褴褛依然。直至孝公变法时,秦人还不脱戎狄之俗,例如他们还父兄子弟和姑媳妯娌同寝一室,这大约是沿着游牧时代以一个帐幕为一家的经济办法。这种陋俗经商鞅的严禁才消灭。又例如秦国道地的音乐,直至战国晚年,还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没有受文明的雅化,也就没有受文明的软化。在六国中秦人是最犷野矫健的。商鞅的严刑峻法给他们养成循规蹈矩的习惯,商鞅的特殊爵赏制度使得对外战争,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以最强悍、最有纪律的民族,用全力向外发展,秦人遂无敌于天下。

商鞅死后约莫七八十年,赵国的大儒荀卿游秦。据他所记,这时商鞅变法的成绩还历历可见。荀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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