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京返回美国前一天同跃委托银行将存折里所有的钱转到医院收费处，然后去老院长办公室告别，秘书说他有外事活动，同跃心里顿感轻松了些，请秘书转告。他无颜面对老院长，面对经常来看望他们的老院长夫人，两位老人和臧主任都对他说他们会安排好春生的一切，让同跃回哈佛专心学习。但是作为一个患者的家长，这无异于向医院耍赖：反正我无能为力，反正我走投无路，管不了了，孩子就丢给你们医院，你们看着办。
同跃记不清自己是怎样离开北京回到哈佛医学院，用“仓皇逃窜”来形容比较确切。
打工，拼命地打工，这是同跃唯一能为春生做的，其实是为他自己做的。他赚的这点钱只有象征意义，只能用来聊以慰藉自己不安的心灵。
回波士顿后同跃没有拜访宋瑞华，只是给他打了电话。倒是宋瑞华每隔几天就给同跃打电话，告诉他春生的近况。但是十有八次，同跃不在，他打工学习，每天不过半夜不会回来。同跃过意不去，便经常主动给宋瑞华打电话。为了给同跃庆祝生日，宋瑞华邀请同跃去他家，同跃却说已经安排了实验，走不开。
每次听到电话里同跃的声音都会勾起宋瑞华对姐姐的思念，与姐姐最后分别的情形仿佛就在眼前。从私人侦探的报告中宋瑞华获悉同跃打两份工，有时还要搬运重物。宋瑞华有过两次搬家，工人们弯腰背着沉重的箱子艰难迈步，那样子很像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场劳工搬运大木箱。
“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县天”为这一场景的配音台词宋瑞华至今记忆犹新。由于母亲谭溪参加《东方红》的创作，还在排练期间宋瑞华就去看过。
自己家财万贯，外甥却在卖苦力，宋瑞华觉得愧对九泉下的姐姐。他冲动地将侦探报告摔到茶几上，抓起车钥匙就要驱车去找同跃，妻子好不容易劝住他。
当天宋瑞华与母亲打电话商量，一定要阻止同跃继续打工。当务之急是让同跃来家里，与他好好谈一次。但是同跃惜时如金，谈何容易。谭溪给儿子出了个主意，找点力气活，请同跃来家里帮忙，他肯定会来。
宋瑞华与妻子商量，将家里一间闲房布置成客房，将来专供同跃使用。全套家具购齐，大件贵重家具商家负责安装，其它的就请同跃帮忙移动安装。
终于也能够帮大哥做点事，同跃求之不得。见同跃果然力大如牛，移动这些小家具只是吹灰之力，宋瑞华怜惜之余心情也轻松了些。吃饭时宋瑞华和同跃拉起了家常，交流彼此来美国前后的经历。
宋瑞华童年的记忆里最多的是大他十二岁的姐姐陪伴他，带他玩。他是姐姐的跟屁虫，去哪儿都带上他。父母亲都被单位委于重任，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去了，很少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姐姐上大学后，每个星期六宋瑞华都要到胡同口去等待姐姐回家过周末。一看到姐姐下公共汽车他就欢天喜地扑过去，偶尔一两次姐姐没有回家，整个周末都寝食不安。
宋瑞华永远忘不了与姐姐最后分别的那一刻。那年他九岁，姐姐手拧一个小旅行包，向保姆匆匆交代了一些事情后，与弟弟告别。
“姐姐，你什么时候回来？”
“说不准，但我会尽快回来的。”姐姐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哽住。“以后......你要好好听爸爸妈妈的话。”
宋瑞华是个敏感聪明的孩子，他早就注意到在爸爸出国的这些日子里，妈妈和姐姐行为都很不正常。她们寡言少语、神情恍惚、惶恐不安，而且都是来去匆匆。宋瑞华有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从姐姐的话里他断定此一别绝非几天半月姐弟又能相聚。小男孩什么话也没有说，两行眼泪缓缓地流出。
宋芷瑶蹲下身子，双手轻轻捧起弟弟的脸庞，为他擦去泪水。姐姐的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不住地往下淌，流过两侧脸颊，浸湿了衣领……
后来听妈妈说姐姐去了很远很远的新疆工作，从此再无音讯，思念和孤独伴随宋瑞华成长。父亲恢复院长职务后，下放内蒙的知青宋瑞华被推荐成为北京医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在北京阜外医院内科做住院医师。
宋柄麟的老伴病故后，小儿子宋思照把他接到波士顿。1972年老人见到多年没有联系、来美国访问的大儿子和同班同学林巧稚，宋思彥只告诉父亲与女儿失去联系，没有把新疆查询结果告诉他。1977年宋柄麟病情危重，弟弟来信敦促让宋瑞华来美国，满足老人想见孙女、孙子的最后心愿。
宋思彥很为难，与妻子商量，决定如实向组织汇报。如果领导同意，就让儿子去美国。如果不同意，也算尽了心，对太平洋彼岸的亲人有个交代。宋瑞华出国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到波士顿后，宋瑞华每天去医院，陪伴祖父走完他最后的人生旅途。
祖父去世后，宋瑞华忙于准备医学院入学考试，考完后有点无所事事，觉得寂寞。叔叔建议他去波士顿市中心的公园路教堂，每个周末都有很多华人参加免费英语班，主要是讲解圣经。他的英语程度很好，直接插入高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