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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之战:论秦魏大国之间的较量(1 / 2)

 战国中期,群雄逐鹿。大国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小国左右逢源,苟延残喘。自春秋以降,礼不再,法为上;仁不再,刑为上;义不再,利为上。

春秋之初,齐国历经桓公殁后的宫廷政变,实力不再。列国局势渐渐转为以秦、晋、楚三国争霸的局面。

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室崛起,东灭中山,西败强秦,南却劲楚,拓地千里。魏武卒横扫天下,可谓所向披靡。就在魏国眼看就要取代昔日晋国的地位时,秦、齐、赵、韩四国得逢贤君能臣,实力渐渐赶上魏国。

魏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王城尽在其囊中,相当于控制了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最有机会问鼎天下。换而言之,魏亦是处在最危险的位置,因为列强环伺且皆有取代周室之心。因此,魏发展武卒,频频对外征战,既为进取,又是自保。

及至惠侯时,实力较之文侯、武侯之时不可同日而语。之前“好说话”的韩国也不买魏国的帐了,开始以各种理由婉拒魏国对军备的议价与赊账。反观魏国,却是不进反退。武卒制度,一人服役全家免征徭役。随着国内尚武之风与日俱增,武卒的数量逐年递增,国家财政收入也因此大打折扣。

魏武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面继续对外开疆拓土,一面大力发展商贾,双管齐下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

然而,事与愿违,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逐渐威胁到了魏室地位。对外征战,列国皆今非昔比。如果魏国往东谋取泗上,则西有老秦人虎视眈眈于河西;如果往西灭秦以绝后患,那么泗上富庶将会尽入他国囊中。此时魏国的处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是危若累卵。

若是改革武卒制度,则势必牵涉到一大批旧党利益。魏惠侯不愿走秦国那条路,适逢良机,急急大会诸侯于孟津,打算一战以定天下格局。

再看前来赴盟的列强的心思。

韩国坐拥宜阳铁矿之利,加之冶铁技术的逐年提高,只要秦、魏一开战,便可卖原材料于秦,卖成品于魏。二强打得愈烈,韩便可赚得盆满钵满。因此,魏惠侯一发聘帖,韩昭侯那两条老腿便“不听使唤”了,第一个赶到孟津。

三晋之中,赵虽实力仅次于魏,亦是列强环伺,处境不比魏国好到哪里去。秦、魏两国实力增强,对赵而言都是威胁。此番秦魏大战,同时削弱两大强敌实力,赵便有暇收拾中山国。故而,赵肃侯认为魏伐秦,于赵未必是坏事。

泗上诸国自不必说,自春秋起,始终扮演着墙头草的角色,在大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喘至今。

泗上诸国的情况好比欧盟与中东诸国。二战后,欧洲结成欧盟成功阻止了美国之干涉,中东诸国则因意识形态及利益纠纷互相钩心斗角,使得西方有机可乘。很可惜,泗上没有结成“欧盟”,逢此良机,怎会不急急赴盟来拍魏侯的马屁?

楚、齐明明可以对魏国的“蛮行”置若罔闻,皆是出于同一担忧:若是列国皆去唯自己不去,势必会成为魏国发兵于己的口实。先有楚王不纳周贡之例,被桓公冠以谋逆之罪,借口会列国之兵伐之。所以老韩侯才会说:“年轻气盛是没有用的,有些时候,敬酒也好罚酒也罢,该喝的还是得喝呀!”

列强之中,燕国距离政治中心最远,又地处苦寒之地加之北有狄患,列国之事较难插手。老燕公这次赴盟的目的,无非是想抬高自己的身价,天下礼坏乐崩,唯我燕室忠贞不二!然而列强皆心知肚明,不是他老燕公对周王室“忠心耿耿”,而是他压根儿“鞭长莫及”。

至于秦国为何不来赴会,孝公所谓“咽不下这口气”只是表面上的。老谋深算的孝公,岂会在大事上意气用事?若是换作变法前,孝公他敢不去赴盟吗?孝公的如意算盘是,列强之中楚、齐绝不会买魏国帐,自己若去了,岂不是自贬身价?

最坏的打算便是列强皆去了,自己也就成为众矢之的,被群起而攻之。孝公显然也考虑到这点了,因为他知道,韩、赵不会让魏灭掉秦。一来韩、赵与秦没有魏与秦之间那根深蒂固的矛盾;二来魏若灭秦,下一个目标便是统一三晋,问鼎天下!类似的例子可以追溯到吴破楚入郢之时,秦之所以班师来救,也是意识到,灭楚之后,下一个矛头就是自己了。

就算三晋心连心,楚国那头老熊会答应吗?魏灭秦之后,恢复往昔晋国之势,他楚国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列强包括楚、齐(太子)皆赴盟了。孝公无奈,只得激励群臣共度国难。正当君臣上下踌躇满志之时,公孙鞅陈明利害,力谏孝公伏首言和。孝公在权衡利弊下终于答应,遣公孙鞅为使假意睦邻。

就这样,河西之战的序幕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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