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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那啥话，真理愈辩愈明，大约是说的这种情况。（百度搜索 网)朝中各路人马这一改换思路，不停分析，竟然真的分析出了大清最大的麻烦。
但是，这个结论颇为诛心，所以没人敢在皇上面前直言。但好在光绪似乎已经感受到了个麻烦，所以在见诸位臣工对徐烈突然的扩张行为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时，当即宰旨道：“让梁爱卿先去谈着，看徐匪的意见后朝廷再作定论！”
这也是无法中的办法。因为徐烈的突然发力，说清廷此时是“风雨飘摇”一点也不为过，还有什么实力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呢。
梁启超到了济南，徐烈就得到了消息。
可徐烈虽然有挟大胜之势与朝廷谈判的想法，但这事儿却也无法主动，他只有等朝廷的干员达到蒙阴，并问明来意后再出面。从这种心态看，徐烈的“赎金通电”貌似属于这种谈判的过墙之梯啊。
好在梁启超在济南只呆了五天时间，又开始启程了。
当然，徐烈只是一边观察着梁启超的行程，一边做着自己的部署。
扩军很好办，只要有钱有枪；扩张地盘也很好办，大军开去抢来就是。但前文已经说了，如果仅仅是这样，徐烈可以马上打到京师，把光绪从龙椅上赶下来。
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要建设好一个江山，更难！这是徐烈在综合了杨改革原时空顾问团的意见后，自己得出的结论。
原时空新龙国搞了六七十年，能说把江山建设好了？能说就实现了当初的初心？在徐烈看来，这两个问题可能没人说得清楚。如果原时空的乱世从辛亥年算起，龙国甚至经历了整整一百年，也没把自己的事情理顺。
以徐烈的观点看，原时空有两件事百分百做得不够好。
一是在打倒或摧毁旧的社会中坚力量时，并没有建立或培育起一个新的社会中坚阶层，政治词汇中所谓的“主人翁”、“同盟军”等，不过是乌托邦罢了。虽然在临近二十一世纪时民间有培育“中产阶层”的说法，但官方文件中却没什么明确定义，其个人所得税甚至收到了贫民生活水准的人身上。二是在摧毁一个旧的价值体系时并没有及时确立起新的价值体系，导致三观一直处于混乱状态，一直回避对资本的尊重，其结果就是导致十数亿人除了钱什么都不认。
而徐烈显然想在他的试验田里避免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