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了宁夏银川，莫良才知道上班的地点其实是在大武口，又匆匆忙忙坐汽车去了大武口。
六月，莫良在大武口得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等真正到了大武口，莫良才发现，原来堂哥并不是像电视上演的那样西装革履的大老板，而是一个小装潢公司的小经理。
说是经理，其实不过是一个只有一个人的小承包商，公司接到工程以后又包给他们这些所谓的经理找人去完成。
莫良的工作内容下来了，和莫良的想象差了很多，不是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打字或者接电话，而是和父亲走上了同一条路，是一个泥瓦工，负责给人贴墙面砖。
说实话莫良很失望，不是因为他千里迢迢来投靠堂哥，却弄了个泥瓦匠的工作；而是因为莫良发现并不是所有上班的人都和电视上的那些人一样，每天西装革履，月薪过万。
一袋水泥一百斤，要将近掺五袋沙子，每天最少六袋水泥，也就是说，每天都要将至少三千五白多斤的东西小心翼翼的搬到墙上，没有做过这一行的可能永远也无法理解其中的艰辛。每天七点半上班，经常会干到半夜十一二点。而工资，只有可怜巴巴的一千七百块钱，还是等到年底才发。
对于初入社会的莫良来说并不知道这个工资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这份工作真的很累，累到他下班以后经常连饭都没吃就倒头就睡。
终于，十月，莫良对于他这靠亲戚关系得来的工作选择了放弃，因为他觉得自己真的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但是对于一个刚刚迈入社会的愤青，他还是不可避免的将兄弟情义放在了最前面。莫良以想家的理由辞了职，但是他知道，堂哥虽然是负责工程建设，但是公司工程款一直都是拖欠着的，堂哥手上根本就没有钱，甚至到了每个月月底，他还得借钱度日。
出于所谓的兄弟情义，莫良只张口要了一张回家车票钱，但或许是堂哥不好意思，竟然还是找人借了一千块钱当工资，让莫良可以不用空着手回家，其它未结的说是等到方便了再结，然而这个等到方便一等就是整整四年，而且甚至双方都已经忘记了到底是多少钱。
十月底，莫良回到了家，给自己买了身新衣服，又给父母买了些吃的，一千块钱，最后到家了也就剩个五百多块钱。
父母并没有因为钱少而责备莫良，相反的，反而给了莫良很多的体谅和劝慰，对于莫良连成绩都未看便出去打工这件事更是只字未提；可越是这样，莫良的心里越不舒服，只因为在父母的脸上始终流露着一种阴郁，而莫良很明显的感觉到那种阴郁来自那个成绩，四百三十八分，距离本科线三十几分。
一种挫败感充斥了莫良的全部世界，因此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好证明自己是对的，来证明自己即便放弃学业照样可以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中很好的生活下去。
十一月初，莫良再也受不了父母阴郁的那种表情，他再次爆发了，一个拥有成年人的年龄，却没有成年人心智的傻孩子，莫良和家人因为对学习观念的不同而大吵了一架，而后带着自己身上仅有的五百块钱离家出走了。
等坐上了去往武汉的火车莫良才打电话给父母，告诉他们他将要去往南方，将要去往那个莫良从别人口中了解到的那个淘金圣地——南方。
而当时与父母的通话是那样的简单，电话接通，莫良似乎还在因为父母的不理解而生气，没有任何的问候，冷漠的说：
“我要去武汉打工了”。
电话中等了许久都没有声音，直到后来，一声抽泣过后，父亲才不知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说了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