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朋友书虫的作品，因斩空写了这本书，便去讨了来，与大家分享一下。今晚会发一章。
作者：书虫
凡是看过《水浒传》的，无一不会对其书中的头号反派人物高俅——高太尉印象深刻。把林冲搞得家破人亡的是高俅和其义子高衙内，发兵三打水泊梁山的是他，最后陷害宋公明等诸好汉的还是他。总之，高俅是个坏透了家伙。《水浒传》是小说之言，当然不能以此为史，不过高俅在北宋末年确有其人，可惜在以庞杂而著称的《宋史》中却无传，不能说不有点意外。那么历史上的高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俺不揣浅陋，梳理一下史料，也写上一点儿，望诸方家指正。
（一）高俅的平步青云
在《水浒传》中，第一回出场的就是这位高俅。书中说高俅原被人称为高毬，后来因为此名称实在不雅，发迹后被他改为了高俅。这应当是小说家的丑化，实际并不是如此。因为他的兄弟名字分别是高伸、高傑，都是人字旁，显然他的真名就是高俅。《水浒传》中说高俅是通过开赌坊的柳世权、开生药铺的董将仕辗转推荐到小苏学士（即是指苏轼）手下的，这过程史无记载，大概也只能当成齐东野语了。不过再往后面的过程，高俅从小苏学士手下转到小王都太尉，再到端王（后来的徽宗）手下，却不是空穴来风。此段系出于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卷七中的“高俅本东坡小史”，这里不妨抄上此节：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舆晋卿善。在殿庐待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记带蓖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住。值王在园中蹴踘，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蓖刀之況，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俊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儕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镇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業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倖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颇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
从这段中，我们可以知道高俅的确曾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也倒聪明伶俐，抄抄写写倒也称职。苏轼从翰林侍读两学士（翰苑）外调到知定州（也就是中山府），这是发生在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的事情，东坡先生在十月就已经到任了。而曾布（曾文肃）此时却是在知瀛州（也就是河间府），他是在来年初才回到东京的，这就引出了一个时间和地点的问题，即是苏轼何时何地要把高俅送给曾布？这里俺不妨分析一下。河北的定州与瀛州相比邻，苏轼完全可以很方便地与曾布通信。虽然苏与曾布分属新旧两派，但曾布是属于新党中比较非主流派的，与王安石、吕惠卿等的关系都处坏的，而他与旧党的关系却颇为微妙。曾布在元丰年间一直不得志而被外放，恰恰是在元丰末年神宗死后，政局发生变化时，这才回到汴梁出任翰林学士，甚至连司马光也想拉拢他。而苏轼也绝非门户之见很深的人，二人在元祐年间是有所交往的，而且还比较客气。还有一点值得重视的是，《挥麈录》的作者王明清，他的外祖父乃是曾纡，而曾纡就是曾布的儿子，曾家的事情（不涉及党争等大的是非）他还是可以信赖的。所以，我以为苏轼就是在元祐八年十月至绍圣元年初期间，于定州写信给曾布要转让高俅的，同时也可以推断高俅应是也随苏轼去了一趟定州。但是曾布婉拒了，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好友王诜（王诜，字晋卿。既是《水浒传》中的小王都太尉），这回办成了，于是高俅又回到了东京。
《水浒传》中虽没明说，但实际上指王诜是个浮浪无行的人物，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夫，王诜虽然是堂堂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冷落蜀国长公主。公主后来郁郁而死，气得神宗把王诜在公主葬后立刻贬谪。不过王诜却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在潜邸时，就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元符末年（或是指元符三年，即1100年），高俅的人生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而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与端王赵佶（所谓‘祐陵’，就是指徽宗，这是他‘永祐陵’的简称）的相识。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期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鲜可爱”。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微有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结果甚合赵佶的口味。赵佶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蓖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于是，高俅终于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手下。事情更巧的是，很快哲宗就死了，赵佶幸运地被选中为继位者，位登大宝，成为了大宋皇帝。而高俅这个搭上末班车的潜邸“旧臣”，也鸿运当头，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
（二）高俅的飞黄腾达
赵佶即位以后，高俅这个新受宠的潜邸“旧臣”，便被特别恩宠，开始了直升飞机般的升迁。
宋朝是采用“右文左武”的政策，不过这是针对权力和威望而言的，武臣的俸禄和品级实际并不低。既然文臣的权力占先，自然对其的要求也就要高。有宋一朝，文臣体系基本上完全被进士（及第）出身的士大夫所掌控，对于像高俅这般的闲杂人等，要想要挤入这***是极不现实的。不过，武臣体系虽然望低权小（相对而言），但是在俸禄等实惠方面一点也不差，升迁的伸缩性也大。显然对于高俅这类人物来说，这才是仕途的捷径，于是高俅便就此“从戎”了。
对于高俅在徽宗朝早期的官职和升迁过程，史无具载，只是知道至迟在政和七年（1117年）正月前，高俅已经身为殿前都指挥使这样的高位了。那么高俅在此期间都做过什么呢？这得从《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说起，其文载：
“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
宋朝的制度倒是不错，没有边功，就不得为三衙的长官。但是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古时亦然。徽宗把他的红人高俅下放到基层，托给大将刘仲武，以此来“镀金”，这样就不愁没有升迁的理由了。徽宗崇宁年间，西边的战事又起。要想探求高俅在西边的事迹，还要从刘仲武入手。刘仲武在崇宁三年（1104年）约十月，吐蕃赵怀德等叛宋，刘仲武指挥恰当，大胜而使赵怀德等复降。崇宁四年四月，随高永年西征。高永年轻敌败死，刘仲武差点也被流放岭南，经侯蒙的搭救，以及他的战功，得免。那么是否高俅也参加了以上战役呢？这只能说很有可能，但并没有史料能证明这点（事实上，高俅在西边的具体征战事迹，史书上一概没有。），我们也只能根据其他资料来推测。高俅在此段时间内并没有一直待在西边，他于崇宁四年五月随林摅一起出使了辽国，而林摅的此次出使的目的就是为了回绝辽对宋夏战争的所谓“调解”，显然这个使团需要有对西边战事比较了解的人。以宋徽宗的角度来看，加入一个熟知西事的亲信显然是比较放心的。既然选中了高俅，似可以反推高俅是已经在西边有所经历的了。在大观二年（1108年），童贯及刘仲武在西边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徽宗对此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了刘仲武，颇为恩宠，并悉命仲武的九子为官。从徽宗的表现来看，他是认为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我怀疑高俅也参与了其役，这从高俅与刘仲武家的密切关系，以及刘仲武之后的征战经历可以推出，应该对他的升迁起了很大的作用。大观二年后，宋夏战争一度较为缓和，到了政和五年（1115年），大战再起。正月，童贯命刘法发动古骨龙之战，秦凤经略使刘仲武率兵出会州牵制。九月，王厚、刘仲武进攻臧底河败北。次年二月，童贯命刘法、刘仲武率大军攻克仁多泉城。
我们知道在政和七年正月，高俅已经身为殿前都指挥使并被升为了太尉，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得此高位的呢？史无明载，于是还得推断。从上面政和五，六年战事来看，似乎是高俅积累资本的好机会，但我以为此时高俅已经不在西边前线，而已经在东京当上了殿前都指挥使了。其理由如下：（1）在政和五年刘仲武只不过是秦凤经略使，绝无领导殿帅的道理。如果高俅仍然在西边，那将会是高俅指挥刘仲武，起码是独领一面，但诸书全不见高俅的记载。（2）《挥麈后录》言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若是因为政和五，六年的战功才升殿帅，则时间距离徽宗继位已经有15、6年了，这和“数年间”实在差距过大。上面已经说过，徽宗对大观二年的战果十分看重，以其轻佻的个性，完全有可能以此就以为高俅资历已够，留在身边升官晋级了。所以我以为高俅出任殿前都指挥使的时间，大约是在大观二年或之后一两年内的事。
不过，这倒不是说高俅就此与西边战事无关了。我们可以从一些侧面看出他与刘仲武还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宣和二年，刘仲武死后，徽宗曾做了一个梦，“上谓俅曰：‘吾畴昔之夜，梦仲武，其诸子安在？’俅以（刘）錡对，即日召之。奇之，特授閣门祗候”，可见高俅对刘仲武还是颇为照顾。而且前面也谈到，刘仲武在政和五年也打过败仗，但他的仕途并没有受到影响，一直升到了泸川军节度使，这应该也有朝中有人蘀他说好话的原因，这个人应该就是高俅。
既然高俅掌管了殿前司，那么他做的如何呢？答案是非常差。虽然北宋后期的殿前司已经不像其前期一样显赫（即已不是实内虚外，此时精兵大多都在西北），但仍然位高权重，对于京畿的防务任务重要。高俅本是小吏出身，虽然也在西北前线镀过金，但遍寻史籍，没有发现他打仗立功的任何记载，无非是靠关系增加升官的资本罢了，显然他是不懂军事的。管理军队，无非是要抓好训练，严格管理，但高俅做得都很糟糕。
对于军队训练，高俅还是舀出他攀援徽宗的本领，玩的都是花架子，行同儿戏。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在卷七‘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条中，其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是吹吹打打，玩耍一番。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各种花样，与其说是竞赛，不如说是在表演杂技。高俅此时也要显显威风，同书卷十‘车驾宿大庆殿’条载：“是夜内殿仪卫之外，又有裹锦缘小帽、锦络缝宽衫兵士，各执银裹头黑漆杖子，谓之‘喝探’。兵士十余人作一队，聚首而立，凡数十队。各一名喝曰：‘是与不是？’众曰：‘是。’又曰：‘是甚人？’众曰：‘殿前都指挥使高俅。’更互喝叫不停。或如鸡叫。”如此仪式，声如鸡鸣，倒也很生动地勾落出高俅薄望贪名的形象来。
训练耍花架子，高俅对于军队的管理更是糟糕。在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向，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对军政的严重破坏。《靖康要录》卷七载：“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谨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高俅恃宠营私，捞军营的地皮建私宅，这可能还算小问题。但是严重的是，他不仅不按时发放军饷，而且把禁军当作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如果你没手艺，那么只能花钱再雇工匠。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操练了。于是不管有钱没钱，军事训练都没人管了。当然这样的部队自然是“纪律废弛”、“军政不修”，不要说靖康时的金军，恐怕连一般的“土寇”也对付不了。在宣和三年的讨方腊之役中，没用高俅的殿前司诸军，而是派童贯、谭稹率西军讨伐，似也不无道理。顺便提一下“剧贼”宋江，包括《大宋宣和遗事》这样的早期小说也没有把宋江与高俅联系在一起，这应该是元朝后的小说家为了使剧情紧凑而攒在一起的。总而言之，没有任何记载殿前都指挥使高俅到底打过什么仗，他带领的部队自然在金兵打来时，“人不知兵，无一可用”。
别看高俅没什么真本领，但徽宗对他的宠倖却二十多年未衰，不断地加官晋级。在《宋史》本纪中，我们可以查到以下两条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