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
沈欢一边苦笑，一边喃喃地念着《本朝百年无事扎子》的开头，确实，正是记忆里的文章。属于王安石所有的强悍的政论文。这文章在后世公认为王安石的政论代表作，标志了他的政治主张，还有那强悍的性格特征，无一不在文章里显现。
沈欢吃惊于他出现的时间，虽然现今历史已经提前了一年，但是这文章他仍然清晰记得是熙宁元年才由王安石写成，当时他已经身在京城，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沈欢还记得现今的开头与原文只差了那么一点点，那就是谦虚词里“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如今的他，算不得近臣，只好以臣代替。
但是最另沈欢吃惊的便是王安石作此文的原由是由于神宗皇帝询问治国之道，那时候他们两人亲近，相互对话不希奇，可是这一次，赵顼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进行询问的呢？难道说是下诏书的同时，又让寺人带了一封亲笔信过去询问吗？这……也太过急了点吧。
“子贤，这文章怎么样？”司马康笑真问道“介甫先生的文章，向来都是天下士子景仰之所在，沈某能说一个坏字么？”沈欢也笑了，就是不知道笑中有多少欢喜之意了。
“公休兄，小弟就奇怪了。看这文章，明显是写给官家的，怎么会由你们刊印出来呢？你就不怕因此事得罪了官家么？”沈欢又问道。
“这事小弟可以回答一二！”司马康还没有说话。一旁的王旁就抢着解释，“子贤，是这样的。此文是家父交由小弟二叔上呈给官家地，因为小弟刚好在《文艺》杂志编辑，看见此文，见猎心喜，特意请叔父请求官家刊行此文。现在刊印，已经取得官家同意。子贤倒不必多虑了！”
“是啊，不要多虑了！”沈欢喃喃念了两句，“可是，我真的是多虑了么？”
司马康没有听到沈欢的念叨，还继续笑着说道：“子贤，这次增刊，为兄估计比上次更火了，销量也铁定少不了！单是介甫先生此文。就让人觉得物有所值了！说到这里。为兄可就羡慕子贤了，听说你与介甫先生之女定下了亲事，到时你们可就是一家子了！子贤，如今你大舅子就在眼前，还不好好招待招待？”
沈欢无奈地看着司马康，老实人开起玩笑来，杀伤力还真不是一般。看看沈欢地窘状与王旁脸色微红的羞涩模样。就知道是何等厉害了！
沈欢一时不好接下话来，只能再次低头看看王安石的文章。不得不说。王安石无愧于“唐宋八大家”地风范与名头。对王安石的新法，历来尽管或毁或誉，有过各种不同的评价，但是对他的文学创作成就却历来几乎都是众口一辞加以赞扬。他不仅是个杰出的散文家，属“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是开一代风气的诗坛宗匠，是文学史上“宋诗”派地奠基人。对于他文章的功力，沈欢从来不敢有一个坏的评论！
王安石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以实用为本”、“务为有补于世”的文学主张，多为有关政令教化之作。集中有书疏、奏状、札子、论议、书启、记序等体裁，其中以政论文、书札序跋文、记叙文、小品文几类比较重要。
《本朝百年无事扎子》若按历史轨迹，作于熙宁元年，至今还有一两年的时间，是王安石从当时北宋王朝积弱积贫的实际出发，为神宗总结历史经验、阐明变法主张的一篇精心之作，也是他政论文地代表之作。
政论文大都体现作者地改革观点，直接为变法服务，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有宋一代，王安石都是此中高手，足以成一代宗师，像早些年的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针对赵宋王朝面临的内外矛盾和统治危机提出了陶冶人才以更革法度的系统政治主张，是最早展示王安石全部变法路线的宏文。之后又有什么《上时政疏》，从分析前代地政治事件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建议仁宗正视宋廷地政治危机，更革“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的积习，及早实行“众建贤才”、“大明法变”地方策。
如今好了，王安石又提前应神宗询问写出了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回顾了北宋建国百年以来的历史状况之后，着重剖析了“累世因循末俗”之积弊，敏锐地指出了表面承平的局势下所隐伏的种种危机，深刻阐明了变法改革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