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一行人是在九月十五那一日进入开封城的，此时距离他离开京城差不多三年了，在他看来，也许已经物是人非。然而开封的景况并不能让他维持多久的感慨：来迎接他的人确实太多了。
王安石此行所来的动静本来就大，在动身之前，他就通知过开封的好友，刚到开封，消息就传了开去，因此，有心人也早早迎在了京城门前，以示尊重。就连皇帝，听闻消息，虽不琴迎，却也派遣宫里之人，跟着迎接群众。
迎接的规模，比之他兄弟王安礼进京时的动静要大得多，除了已在京城的王家之人，司马光、韩绛兄弟也在人群之中，还有苏轼兄弟，总之在京城文坛说得上号的人都差不多过来了。当然，欧阳修除外，以他老人家的声望，只有别人上门拜访的份，还没有一个后辈能让他出迎的资格！
在迎接的队伍中，当然能看到沈欢夫妇，不论是从后辈对长辈的情分，还是从亲家的情谊，沈欢都没有不出现的道理。而王璇作为王安石的女儿，思父心切，也要跟着过来。随着浩荡的迎接队伍，王安石一行住进了之前官家赏赐下来的府邸。他的名头确实大得厉害，甫入京城，造访之人就络绎不绝，之前文人名士、王公贵人，不一而足。一连七日，王家的门槛都给人踏得要烂了，而也不知是出于何因。本来对王安石最为期待地官家，却没有立刻召见，反而让给王安石时间去处理这些私人问题。
这七日。王安石的府邸是繁忙的，而京城朝廷地气氛，也有了短暂的听写与安静。然而却是这一份安静，让不少有识之人感到压抑：也许这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吧。这些人之前，就有沈欢的份儿：他作为王安石的女婿，这些时日也不过只见了王安石两面而已，交谈都不多，只是见礼。还有对方的勉励而已。
王安石的印象依然像他以前的形象一般，除了老上几岁，外貌倒没有多大改变，而衣着方面也是那样地随意，丝毫没有因为身份而注重这些。这让沈欢看得很无奈，这人地个性一旦强烈到一个常人难以认同的地步，那就所以个境界了。显然，王安石的境界非常人可比，至少沈欢就认为自己做不到——在他眼里，王安石节衣缩食甚至到了一个变态的地步。作为常人，实在没有自虐的必要！
王家之人沈欢都熟得差不多，然而郑侠的到来，却令他颇为意外，也感到有点滑稽荒谬。如今的郑侠，明显很得王安石的欢心，大有得意门生的味道，可是，最后两人成了什么模样，这个世界。还有人比他沈欢更清楚吗？郑侠，一介小人物，最后做的事不过是守着京城城门地一个小官兵而已，然而他却能让堂堂《宋史》为他立传写书。凭的是什么？不正是最后他成了反对王安石的关键人物么！几副《流民图》，成了压跨神宗皇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王安石被贬的命运也在那一刻给决定了！
见到郑侠的时候，沈欢真地给震住了，看着眼前忠厚老实的年轻人，他心里还是很恍惚，特别是看到他与王安石一副师徒相得的模样，更是令他感到头皮一阵阵地发麻。可最后。除了心里暗叹几声。他还能做什么呢？无疑，郑侠也是一个很有才华之人。不然也入不了王安石的法眼，以王安石的苛刻，也要一再看中他地能力，说明了这个人的不简单。可最后他的结局是可悲的——守城门地小官，无论怎么说都不是很荣耀之事，还有最后的到处奔波，都只能说明他是这个大时代牺牲的产物而已，变法与守旧，到底牺牲了多少有才之人呢？
沈欢承认在看到王安石的时候，他心里的想法又多了很多，像郑侠这样结局的人物，他只是一个典型而已，不是唯一，也不可能是唯一！
今年九月真是多事之秋。二十五这一日，沈欢再次造访王府，在王璇进入后院与女眷闲聊的时候，他只能硬着头皮与王安石周旋了。王府在京城算是安定下来了，王到外面应酬去了，王旁也忙杂志事宜。整个王府，也只有王安石能与沈欢说一些事。
翁婿两人多见了几次，好似忘记了多年的不快，不说谈笑风生，却也在两人相互配合地情况下相谈甚欢。特别是见到了王旁地变化，了解详情的王安石，倒是向沈欢道谢一番。而沈欢，也总是避免谈论朝政之事，极力把话题往家庭琐事上拉扯，有了王璇作为幌子，王安石也只能尽力应和。
琐事之余，谈论最多地也只司马光而已。一个是其好友，一个是其学生，谈论起来，也不愁没有话题论点。而司马光现在最令人乐道的，当然是他的《通志》已经正在紧锣密鼓修撰的《资治通鉴》。对于司马光的史学功底，不说沈欢，就连王安石，也只有佩服的份儿！
就在两人聊得正欢的时候，出外忙事的王旁赶了回来，一脸悲伤的他还流着满头的大汗，进来看见两人，只有一句话：“父亲，苏轼之父明允先生刚刚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