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二百多年，自永乐年间迁都顺天，南粮北运、南姿北调援助北方军事布防、日常起居就变得都尤为重要。朝廷从管理方式上，设立漕运总督，管理漕运运输事宜，从运输方式上还发生了多次转变。
永乐十三年，推行支运法，宣德五年推行兑运法，成化七年推行长运法，总的来说就是用军运代替民运，用长运代替分程接运。
变法自是为了江南地区解决漕运问题，但亦是军民州县水次兑进一步推广的过程。州县与漕运卫所之间逐渐形成“派兑”关系，明面上说是一州或一县对应一个漕运卫所，不许分散派兑。
实则运作中卫所与州县派兑混乱，弊端丛生。主要原因还是利益驱使，州县水次有肥瘠之分，卫所亦有强弱之差，卫所与州县派兑不均难以避免。
就江南地区来说，长运法后军民交兑过程中，江南收兑粮长、仕宦之家等势豪大户漕粮不入官仓，设置私仓，逼军上门私兑，甚至拥有了“兑户”专称。
运军则避之不及，由此漕赋重地苏松等地对于运军来说却是“水次瘠薄”。卫所之间争夺肥避瘠，告改水次，规矩早在成化年间早已被打破的苗头，实际情况是一卫派兑多个州县和一个州县派兑多个卫所，已然存在卫所分帮情况。
尤其王宗沐大力推行分帮定派后，积年弊端丛生，南京卫总主要派兑江南漕粮，分帮派兑记载最为详尽，并较早形成“三十四卫分派四十六帮”的明晰结构。
可一切矛盾到了天启崇祯年间，都因朝政腐败，国库空虚，下发俸禄无法及时到户而被彻底激发。
卫所改制而成的漕户，领不到俸禄了，自然要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取利益，漕粮征集与否的事宜，他们并不关心，只在每次漕运北上的船只中，夹带自家或商行的私货售卖谋取私利，天津卫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漕户自然不想这些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平常船工、搬运工、水手掺和进他们谋取利益的漕运中去，分割他们的利益，何况就算他们答应，背后赚得更多的人也绝不会答应。
毕竟资本往往都是贪婪的。
老船家与徐开地讲述相关漕户的事宜，大多根据自己的这些年的所见所闻，朝政制度方面，自然不可能如此详尽，但大概的矛盾与冲突，他还是讲述清楚了，徐开地听他一番话后，也对这次码头上的冲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不过，漕运总督也只是管治南直隶北部七大州府，并不涉政应天府这座昔日京城，所以这座城池中的相关事宜，最终还是由南京卫、城中官僚集团、仕宦之家所把控，也管不了工人的死活。
“总之，此事牵涉甚广，徐公子此番过江，既为谋生，那便最好不要掺和。”老船家吩咐手下船工分管船上事宜，一边向徐开地解释道。
徐开地知他心肠不坏，也是直言道：“我要在这内城中谋生，自然不成不问题，可我这帮乡里，多是空有一身力气还目不识丁的庄稼汉出身，若是想要在这码头谋一份活计，岂不是全然没有机会？”
“以本家看来，小友若想要找这份活计，就只有两条路子，一是自找船家说情，让船家收人上船，走私船运输的路子，就是这水钞税赋克扣下来，定是无甚大利所图，胜在安稳谋生，此事老朽倒是可以帮你问一下。
二则用些银钱在漕户身上疏通关系，走官家的漕运漕船，谋取私益的机会是有，风险也大，就看小友想要走那条路子。其实对我们这些私船来说，也管不得他是甚漕户、运工，谁要的银钱少，自然谁就能得这份生意。”
几番交谈下来，兴许是觉得徐开地亲近，老船家已改称徐开地为“小友”，所说一切也是肺腑之言。
徐开地颇为感激道：“此番还真要谢过老船家解惑了，不知船家何时要行船？可有给小友一个请客喝酒的机会？实不相瞒，在下初来乍到，在这应天府中还有好些事情，想要向您老人家讨教呢？”
船家哈哈大笑道：“老朽从海运转为漕运，行了三十多年的船，却是从未见过似你这般放得下架子的和气秀才，下一趟船还跑的是赵东家的货，要明日后才能装得好，倒也还有些空闲的时间，难得小友不嫌弃，到我家那边的巷子去共饮可好？”
徐开地调笑打趣道：“哈！看来老船家也是好酒之徒。”
老船家的单房就在城西沿河岸边，行船出入也颇为方便，一场酒宴下来，徐开地还是大有收入的，起码从他的口中，了解应天府这个地方的房价，若是想要在这长期居住下去，客栈茶楼自然不是长居之所，还是须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么多的兄弟，也好有个安身之处。
除此之外，他还了解到了关于谢玉案与李江东的事情，大抵这两家都是苦工出身，不同的是，谢玉案从小喜好文理，就算是苦籍家庭，谢父也愿意用祖辈几个辈子积攒银钱，供他读书，这才有了他这么一个举人。
而李江东，与谢玉案一家窝棚离得很近，两人从小就认识，而且关系还颇为不错，就是一个成了举人，一个还是苦工，李江东从小敬重关公，为人仗义，从小还长得健硕，虽说只有二十四五的年纪，可众家小户苦工都愿意听他的，人多汇聚起来常常闹事，漕户那边就给他们编排了个漕帮的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