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二年六月，吕祖和为了调和朱子夫“理学”和陆雍“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玄、陆雍兄弟前来与朱子夫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
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关于这一点，陆雍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会上，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
此次“鹅湖之会”，双方争议了三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最终结果却是不欢而散。
朱子夫强调“格物致知”，陆氏兄弟则主张“发明本心”。三百年来，双方的理念仍各有支持者，但实际上已分出了高下。
当初，陆氏兄弟以为，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
而朱子夫则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
当然，陆氏并非是说读书无用，但所禀持的论点太过高大上，一般的士子还真无法参透。
反而是辨论略输一筹的朱子夫的观点经过时间的洗礼为广大读书人所接受、认同，这从科举中便能佐证。
科举重八股文，而八股文是要“代圣贤立言”，即揣摩圣人孔、孟和贤人程、朱的语气说话。
大定立国之初便规定，科举由考“经义”改为考八股文，即考生答题之时必须要按照八股的方式写作，要求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这叫做代圣人立言，且对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也都要求相对成文，甚至对文章字数也有严格限制。同时，论述内容必须以朱子夫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准，不再允许学生违背经注和自由发挥。
这就厉害了，老先生编的东西成了“高考标准答案”，就问你们服不服？
是以，朱子夫成了“朱夫子”。
总而言之，朱子夫的历史地位已远超陆氏兄弟，程朱理学大行其道。
不过，此时由陆氏创导、一脉相承的心学也有了不少拥趸，如辛弃疾、资哲、陈同甫等人便是其中咖位较高的代表。
此次鹅湖文会，大抵就是这几位鼓捣出来为心学摇旗呐喊的“推广会”。在此大环境下，显得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道之所至，虽千万人吾往矣。
文人，自古便不乏热血者，卫道直言，死得其所。
大家坐定，作为东道主的书院山长徐昭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大抵是些“蓬荜生辉”、“惠然之顾”、“箪食壶浆”之类的词，自然赢得一片掌声。
接下来便是辛弃疾、费宏、资哲等贵宾的讲话，并无太多新意，无非是谦谦之词。
冯过老神在在，心想这与那世的大会小议并无甚区别嘛，同样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本次文会的议程早有设定，首日并无学术之辩，而是让与会诸生作文，交由座中前辈评点。这属于提携后进之举，亦是笼络人心，此时的后学末进他日亦是前辈贤能，藉此施结善缘，皆大欢喜。
此时举官虽无“行卷”一说，但在文坛大贤跟前展露才华，只要操作得当，或许能入其法眼收为弟子门生，那……至少可少奋斗十年呀。书生迂腐？也得视情况而言，真是傻子能有读书的智商？
座中士子跃跃欲试，自恃才学上佳者作沉思状，胸有成竹。
现场作文自是不可能的，又非曹八斗能七步成诗，再如何才思敏捷也不敢托大。文会流程早早地广为告之，与会者还不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的做好应对之法？再不济还可请枪手……嘘，弄虚作假是不对的，不可为外人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