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
启程归国的前一天晚上，关卓凡以一向的习惯。拧亮煤气灯，摊开纸笔，做“阶段总结”。
长州藩覆亡，倒幕派皇族、公卿团灭，日本的倒幕力量被重重击倒在地，短时间之内难以翻身爬起。本时空，永远不会再有“明治维新”这四个字，类似的革新被无限期地后推，在中国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之前，来自日本的可能的干扰被最小化了。
幕府有可能扮演原时空明治政府的角色吗？
不可能。
就像之前分析过的那样，幕府的“改制”，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在肌体的表面涂抹一点红药水，皮肤下面，什么也没有改变，骨子里就更加不用说了。二次长州征伐，“西法”训练的幕府军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某种意义上，幕府的“改制”，还不如原时空中国的“洋务运动”。中国好歹名义上还是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按近现代国家标准，“幕藩体制”的日本，甚至不能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
不废“幕藩体制”，日本永不可能迈入近现代国家的门槛；可是，“幕藩体制”是幕府的生存根基，废“幕藩体制”，日本可能新生，可幕府就是自杀了。
所以，幕府统治日本一天，日本没戏一天。
但是，幕府不可能长时间地有效地统治日本。
迫在眉睫的危机解除，幕府上下兴高采烈，以为“天下从此大定”。但关卓凡却认为，幕府只是暂时渡过难关，按下葫芦浮起瓢，第一个火头暂时熄灭了，第二个火头很快就会烧起来。
这“第一个火头”，是地方武士向幕府夺权；这“第二个火头”，则是来自于底层人民的反抗。
天保四年，即1833年，日本各地大饥，史称“天保饥馑”。饥荒持续至天保八年，即1837年，情况恶化，终于爆发了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贫民暴动。
从那时开始，大大小小的“一揆”便此起彼伏，时至今日，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揆”，日语表示人民对领主的反抗，即“暴动、起义”之意。
这是我们熟悉不过的王朝末期的景况，而幕府的“开国”，相当程度上加重了这一局面。
西洋资本和技术的涌进，传统手工业者无法招架，纷纷破产；生丝、棉花、茶叶等商品大量出口，导致国内物资短缺，物价因而上涨。而且这种物价的上涨具有强烈的传导性，最终致使并不出口的大米的价格也大幅上涨。
日本国内银贵金贱，洋商便用国际比价低廉的白银在日本大肆套购黄金，使日本各藩藩库的黄金储备迅速告磬。为挽救财政危机，各藩只好降低新铸的货币的含金量，或者滥发“藩札”——相当于纸钞，造成严重的货币贬值。
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互相作用，使通货膨胀愈来愈严重。
农民、普通市民、下级武士，都陷入了急剧的贫困化。
第二次长州征伐的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幕府和参战各藩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为支付军费就不得不增加赋税，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
第二次长州期征伐间，大和国宇陀郡、安艺国佐伯郡、赞歧国多度郡、隐歧国原田郡等地，接连爆发农民暴动；大阪、兵库，也发生了城市贫民的骚乱。
就在关卓凡进入江户内城的时候，江户发生了要求“平抑物价、救济穷民”的“请愿”事件，只不过幕府拼命捂着，没让关贝子亲眼看到而已。
轩军撤出日本之后，日本会发生大规模的“一揆”吗？
非常有可能，届时，不但武士阶层会参与，寺庙宗教势力也很有可能介入。
倒幕势力会趁机再次发难，甚至夺取“农民运动的领导权”，“窃取革命胜利果实”。
日本乱一乱，关卓凡并不反对，而且，乱的愈久愈好；关卓凡反对的，是“由乱而治”，是“大乱后大治”。
还有一种可能：萨摩藩等“进步力量”无心继续倒幕，但又不愿和幕府绑在一块下沉，于是加速离心倾向，最终要求独立。
这也不错，如果萨摩藩们真有这个志向，不妨暗中推上一把。
当初幕府提议“封建萨摩”，岛津久光不是怦然心动了吗？
时过境迁，没有长州藩需要“分而治之”， 萨摩藩想独立，幕府自然是不干的。那么双方只好开打——这一次俺们中国就不参合啦——没有外援，幕府自然不是萨摩藩的对手，仗打完了，中国出面调停，萨摩藩也就顺理成章地独立了。
其他各藩，最好有样学样，日本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许多小国组成的地道的“邦联”。
如是，来自日本的麻烦便永久性地消除了。
算盘打得挺响，真要做起来，难说能走到哪一步。嗯，一步一步来吧。
西征日本，直接的收获：
从“长州灭商事件”中刮来的上千万两白银。
日本海关的百分之五十的控制权——另外的百分之五十，是美国人的。
从幕府那里拿来的，一大堆日本国内商事“专营权”，“买办”就是大浦庆了。
一女一男两位人才。女是楠本稻，男是大村益次郎。
大村益次郎最终同意为关贝子效力——如果他不愿意，关卓凡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他。这个人，反正是绝对不能留给日本的。
还有一位美女天皇。
嗯，不算少了。
（《乱清》第七卷《血樱》完结，明天开更第八卷《无限风光在险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