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xbiquta.com</b>第二百九十八章官署
承宣布政使布政司，即四川藩署，在城西北隅五担山南麓，即今成都军区内。提刑按察使司，在“东门内正街”，即今春熙南路。都指挥使司，在“东门内正街”，即今城守东大街。清军察院，即清军御史署，在大城东门正街，即今上中东大街。巡抚督察院，在按察使前街，即今督院街。总兵府，在都指挥司后面，约今总府街或提督街。四川巡抚，是兼兵部右侍郎和都察院副都御史的虚衔，故又称部院、都督，其办公地点称“将军衙门”，今仍有街道名“将军衙门”，即今人民公园西侧。成都县署，明人何宇度《益部谈资》称:“扬雄旧宅，在府治西，成都县治，其旧址也。今藩司前有墨池、草玄亭在焉。”正府街西侧的署前街，相传为扬雄故居，即今青羊区教育局教研室所在地。成都府学，在省治南，即文翁石室及周公礼殿遗址，今为石室中学。中国古代地方官衙的建筑格局到明代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这就是明初太祖颁行了地方衙署建设应遵循的“范式”。这一规制与前朝的主要不同在于“府官居地及各吏舍皆置其中”。按照规定，有司官吏必须居于官府公廨，不许杂处民间。从文献记载来看，许多在明初新修或重修的衙署的格局的确遵循了新的规制，但有些地方限于经济条件或历史格局的影响，并不完全符合新的规制，比如在一些地方吏舍并未被纳入到县衙之中。明代成都府、县衙门大多建于明初洪武时期，应该说都是基本遵从这一营造规制的。
成都府的宗教和教化性公共建筑十分显眼，占据了官署以外的其余空间。本来，明代成都就是一座宫观寺庙规模不减两都(南京、北京)的城市。据何宇度《益部谈资》载，“仙宫佛院，成都颇盛。半创自蜀藩献王时。既累代藩封，又中贵从而增益之。殿宇廊庑，华丽高敞。观如玄天、云台；寺如昭觉、金像、净居、净因(俗名万福)、金沙;庙如昭烈祠;宫如青羊宫。俱不减两都规模，足供游眺。”
在天启《成都府志》的舆图内，反映宗教性质的建筑，有祭祀正统宗教佛、道二教的，如昭觉寺、大慈寺、金像寺、金沙寺、金绳寺、西莲寺、白马寺、梵安寺、正法寺、万寿寺、青羊宫、真武宫、重阳观、宝光寺、白云庵等;有供奉俗神的，如城隍庙、南渎庙、五显庙、火神庙、关王庙、温帅庙、玄坛庙、老鬼庙、八蜡庙等;有祭祀圣贤的，如禹王庙、诸葛祠、武侯祠、射洪祠、乡贤名宦祠、六贤祠、赵公祠、乔公祠、大儒祠、潜溪祠、文昌祠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之中并不包括未经批准的“淫祠淫祀”在内，供奉的都是官方批准的神明圣贤。这些祭祀供奉神灵的场所，在当时的官员、士绅，以及绘制舆图人士的眼中，和公廨衙署一样，也算是城市的公共空间。由此可见，舆图在把官署作为统治机构予以强化的同时，不忘把一座座供奉神灵的祭祀场所标志得如此显眼。这种做法，当然与挥宗教和教化的功能有关，其目的不外乎是想通过阳间与阴间配合，将政治权力与思想教化结合起来，双管齐下，以实现对这座城市的统治和驾驭。
在后世的成都市各大街道都还仍能看到以各个寺庙命名的街道名称，可见在古代的成都城市内有多少座宗教庙宇，从侧面也反应了明代时期各个宗教的兴旺，以及统治者的手段和目的，尽管如此但保留至今的已十不存一了，最出名的还要数武侯祠和青羊宫以及大慈寺和昭觉寺，另外还有一座宝光寺也是保护得相当好了，甚至经历过许多的战火年代也基本完整，最主要的是在寺中还保存了十分繁多的宝贵文物，这给后世的考古工作带来了无比珍贵的历史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