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魏南下扩张之时，柔然先后击败众多高车、匈奴等部族，在广大草原上北魏留下的政治真空中大力发展起来。从太祖拓跋年代，柔然汗国就开始不断侵扰抢掠北魏边疆，最终成为北魏在北方的大患。
拓跋嗣刚刚即位不久，柔然趁北魏国中混乱，南下袭扰，拓跋嗣派大将长孙嵩出击，反被柔然包围在牛川（拓跋被拥立为代王之地），拓跋嗣出动大军解救，柔然这才撤围而去。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的袭扰基本上贯穿整个中国历史，从秦汉的匈奴，到魏晋的鲜卑，到南北朝的柔然，然后是隋唐的突厥，北宋的契丹、女真，南宋、明朝的蒙古。一旦草原上原有政治势力消失而形成了政治真空，一是被击溃例如汉对匈奴，二是南下建立中原王朝例如拓跋鲜卑，草原上的游牧文化区必然崛起一个新的政治势力取代之。
由于草原面积是固定的，在生产力没有发生大的提升时，草原对于游牧民族的人口和游牧经济的承载力是个定值，当游牧民族经历一段和平时期而人口膨胀并超出草原的承载力时，游牧民族必然南下抢掠中原农耕民族，战争不可避免。
战争取胜，则游牧民族南下建立中原王朝，生产也从游牧经济转变为人口承载力更大的农耕经济；
战争失败，则统治崩溃，人口大量减少。无论结果如何，草原上人口减少，承载力归于平衡，随着新势力的崛起，又进入下一个循环。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当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力无法达到并同化游牧文化区域时，汉武帝的锐意北伐和宋太宗的求和纳贡似乎都不是对付游牧民族的上上策，而隋文帝的分而治之，挑拨突厥内斗，从而达到中原长治久安，似乎更加老谋深算。
但“攘外必先安内”，如果不勤修内政，加强自身国力，一切国策都是纸上谈兵。习大大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就是这样一个铁打的道理。中国要崛起，首先要增强自身国力，西方世界也不是铁板一块，更何况还有**和基督教世界的矛盾，俄罗斯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新教的矛盾，只要我们多加利用，借力使力，恢复大国荣光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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