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拓跋浚还深入司法第一线,亲自受理案件,使帝国法律和改革措施深入贯彻执行。《魏书》记载北魏定州刺史许宗之贪赃没有节制,平民马超指责许宗之,结果许宗之把马超活活打死。事后,许宗之害怕马超家里人告状,就上书皇帝拓跋浚,说马超诋毁、讥讽朝政。拓跋浚说:“这一定是虚假的。朕为一国之主,怎会惹恼马超,使他对我说出那样难听的话来!一定是许宗之自己害怕被告受罚,从而先行诬陷马超。”于是命令有关部门详查,果然是这样,于是许宗之在城外南郊被斩首。
我们姑且不论许宗之是否冤枉,如果史书记载不错,许宗之身为一州刺史,打死一个平民,居然会因害怕而率先写信给皇帝诬告马超。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在北魏拓跋浚当政时,人民如有冤屈,是可以直接上书皇帝告状的,并且皇帝的执行力还不差,基本可以当包青天使,否则许宗之就不会因此而害怕了。
当然,在拓跋浚推行他的施政理念时,优秀的官员也是必不可少。我们上面说的高允就是个清官的典型,他为官几十年,家里依旧贫困,高允还经常让儿子们上山砍柴来维持生计。还有拥立拓跋浚上台的功臣源贺,拓跋浚要赏赐他,源贺却说:“国家四处未靖,我怎能随便拿国家财产?”最后在拓跋浚强烈要求下,源贺只拿了一匹战马。源贺的反应,虽没有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迈,但也显示出忠心为国的拳拳赤子之心。拓跋浚能有这样一帮大臣为其驱使,却也是北魏帝国的大幸啊。
在国际上,由于北魏帝国收敛了锋芒,勤修内政,其他国家谁又会闲着没事去招惹这条国际巨鳄呢?
柔然汗国在拓跋焘年代被打趴下后,再也没能大举进犯北魏,几次小规模摩擦,也被北魏边防军击退了事。拓跋浚也曾经大张旗鼓地北征了一次,不过那只是一次国际大阅兵,向柔然展示武力罢了。柔然远远避开,拓跋浚刻石记录而还。不过两国在西域还是在不断角力,虽然北魏对于西域有鞭长莫及之感,但和西域各国联系一直没有中断,遏制与反遏制的外交工作一直在进行着。
南方的刘宋帝国,在拓跋浚时期,正值武帝刘骏在位(参考“昏君辈出”),他忙于铲除异己的内战,北魏不趁机南下已经烧高香了,又怎会主动挑事?双方只是象征性地在边境有点小摩擦,又立即言归于好,而“新常态”则是经常遣使聘问,一片太平景象。
在国内政治导向的转变以及国际上一片歌舞升平的双重作用下,时间也似乎流逝的飞快,而拓跋浚这个太平天子也渐渐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公元465年夏5月,拓跋浚英年早逝,病逝于平城皇宫中,年仅26岁。
高宗拓跋浚在北魏历史上是个承上启下的君王,拓跋焘时期由于连年征战,帝国已经不堪重负。拓跋浚上台后,适时地把国家扩张的速度控制下来,勤修内政,为帝国再次爆发积聚了力量。拓跋浚其实在帝国历史中的作用和其曾祖拓跋嗣有些相像,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如果拓跋浚死后的继承人又是个拓跋焘式的人物,北魏帝国很有可能一举统一全国,但历史给这个出身于茫茫大兴安岭的鲜卑部族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一个女人的出现,使得北魏帝国政坛充满了变数。
公元465年的那个夏天,乌云笼罩在平城上空,暴风雨就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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