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467年的那个春夏之交，北魏南下黄河的铁骑实际上已经分为了3个重兵集团：豫州的拓跋石兵团，徐州的尉元兵团，以及青州的慕容白曜兵团。我在“新隆中对”那一篇章中曾经详细讲述过彭城对于南北双方的重要性。如果打开中国地形图，青州（山东地区）像一个楔子楔入黄海，而这个楔子在陆地上最短处就位于“彭城－郁州”一线（就是现在徐州－连云港一线，北纬35°线）。不难看出，尉元的战略的犀利之处在于，如果北魏的彭城兵团得到加强，就可以完全控制“彭城－郁州”一线，使刘宋的青州和冀州完全变成一块“飞地”。如果这样，刘宋帝国对于青州冀州的补给只能从海上进行，以古代的运输条件，这无疑好似二战时期对被围困的军团进行空中补给一样杯水车薪。
史书并未直接表述北魏政府是否赞同了尉元的“大战略”并进行相应的军事调动，但根据之后“青徐战役”的进程来看，一切都是按照尉元的设想在推进着。一时间，青州、徐州大地之上，上演了“辽沈战役”中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主力包打“锦州”，进而对国民党整个东北的重兵集团实施“关门打狗”的精彩一幕。
当然，刘对于胶着的徐州战场的重要性的理解一点也不比尉元差，在尉元向北魏朝廷陈述“大战略”的同时，刘已经敦促年初溃败到淮阴的沈攸之重整旗鼓，反攻彭城。可是沈攸之却坚持认为清水、泗水正干涸缺水，粮食不能源源不断供给前线，所以不能立即发动夏季攻势，反攻彭城。
公正些讲，刘的建议还是站在更高的战略角度去调整军事方针，而沈攸之只是站在战役角度去分析战争的胜负关系。但这里没有对与错，刘的想法很好，但没有合适的将领和资源去实施，于是只能变成很好很天真了。沈攸之是败军之将，在这种生死大战略面前，如果刘真想推进自己的战略，就必须要临阵换将，否则沈攸之满脑子都是“魏军强悍”的思维，又怎能有“击楫过江”、“破釜沉舟”的豪迈和勇气去面对危机重重、前途未卜的残酷的战斗呢？
史载沈攸之亲自运粮到下邳。此时北魏军主帅尉元派出大量间谍，向沈攸之谎报说：“薛安都打算归降朝廷，请求派兵接应。”沈攸之部将吴喜建议沈攸之派部队前往接应，沈攸之不允许。不久，通风报信的人越来越多，吴喜坚持请战，沈攸之于是召集报信的人，说到：“各位既然有这份诚心，如果能和薛安都的子弟一起前来，我就出兵接应，如果不能，你们就不必白白跑来跑去了。”于是那些报信的人一去不复返。之后，沈攸之派陈显达协防下邳，而自己回淮阴驻防。
沈攸之看破尉元的“诱敌之计”，确实是个有实战经验的老将。但也可以看出沈攸之连派小部队证实下“薛安都归降”这个消息的心思都没有，甚至也不派出间谍潜入彭城去联络薛安都。这就证明沈攸之此时的战略就是死守下邳等支点城市，完全没有进取之心，并不愿意攻击彭城。
可是刘怎能坐视沈攸之的“固守待毙”，徐州地区的枢纽支点和要点“彭城”已经在北魏控制之下，此时如果不放出“胜负手”拼搏一把，还是按常理出牌的话，只能坐等失败。于是刘大怒，7次派出使者，逼迫沈攸之出兵。看见皇帝真怒了，沈攸之不敢怠慢，公元467年秋8月23日，沈攸之留下萧道成留守淮阴，自己率军团主力北上彭城，准备一战。
而北魏镇南大将军尉元在陈述“彭城对策”后，已经得到帝国大后方军力和后勤的大力补给，实力倍增，此时正磨刀霍霍，以逸待劳等待着沈攸之的北上大军。决定“青徐战场”两大军事集团命运的战役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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