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曹魏代汉以及司马代魏之时，曹家以及司马家都是在曹操以及司马懿苦心经营数十年（尽管如此依然没有自己行禅代之事），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最终由自己的子孙去完成这最后一步。当前朝末代皇帝奉上玉玺之时，曹家以及司马家作为“执政王”已经独立控制了国家的行政，前朝政府的官员已经作为“执政王府”的臣子工作很多年了，在这个过渡期，这些官员有着“政府官员”以及“王府官员”的双重身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必将更看重“王府官员”的身份，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曹家以及司马家的“坚定拥趸”。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就是在那个时期“政府”（宫中）以及“执政王”或“执政丞相”（府中）这种双重管理架构的形象描述。当然，曹操和司马懿没有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情操，他们无限扩大了“王府”的行政权力，而边缘化了“政府”的权利，至于之后他们子孙后代的禅代以及更改国号，那只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在这种情况下，前朝逊位皇帝经过时间的洗刷，已经没有多少政治号召力了，更不用说前朝其他的皇亲国戚，于是他们对于新生政权的“威胁”自然没有那么巨大，所以当新朝皇帝面南背北之时，自然会善待前朝皇室，给自己留个好名声。
但这个情况到了刘宋帝国开国皇帝刘裕之时却发生了改变，刘裕在短短十几年间崛起于军旅之中，由于在南征北战中积累的巨大政治资本而迅速成为东晋朝的“大权臣”。而刘裕“武人”“庶民”的出身，又极度缺乏曹操父子以及司马懿父子的“文人”“贵族”的气质（或者说“矫情”），对于事务的处理往往简单直接，没有遮遮掩掩，左灯右行。
于是，刘裕在自己的威望达到巅峰之时，就直接接受禅位做了皇帝，并没有把这最后的“临门一脚”让给子孙们去做。于是乎，东晋帝国的臣子们一夜之间由“司马家大晋朝的纯臣”变为了“刘家大宋朝的开国之臣”，这种思想的转变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相当自如，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确实没有办法。所以，为了维护新生政权的稳固，刘裕一改以往“善待逊位皇帝”的旧例，而是把司马德宗、司马德文兄弟统统杀死，以斩掉司马家复国的旗帜，断绝东晋遗老遗少的念想。对于司马家族其余皇室成员，刘裕并没有赶尽杀绝，并不是刘裕心存一丝善念，而是刘裕战功过于辉煌，政治威望爆棚，司马家其余皇室成员，根本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抗衡，就算拉起大旗反抗新政府，估计也是应者寥寥，掀不起什么大浪，所以刘裕“法外施恩”也就很好理解了。
到了萧道成时代，比起那些篡位的前辈们，萧道成得到皇位来的是那样的迅速和轻松，以至于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么大的威望来承受天下这一“重任”。当然，朝堂之上不服气，蠢蠢欲动之人也就暗流涌动，大有人在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是逊位的皇帝，就连一个前朝王爷振臂一呼，估计也有不少人响应，不管这些人出于什么目的，对于新生政府必然是一种伤害，所以萧道成扩大打击面，对一众前朝皇族亮出屠刀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这个“政治利益”的角度讲，其实曹丕、司马炎、刘裕、萧道成在本质上是没有通常史家所理解的那么大的区别，之所以他们表现出不同的“表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形势不同导致人性某一特性爆发的程度不同罢了。所以上文我在萧道成“丧失人性”字眼上加上了引号，因为无论是萧道成还是刘裕，他们并没有丧失人性，他们表现出来的残暴，才是真真正正，如假包换的人性。
我在上一章曾经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弱小的残暴”，如果把这个现象归纳成数学模型，用一个班级举例的话：如果大前提是小明想对外宣称自己学习成绩是班级第一，那么当小明确实学习一枝独秀，那么全班同学当然是安全的；可如果小明总考全班第二，那么作为第一的小李就危险了，因为如果小明要确保自己的“大前提”成立，要么自己发奋努力，要么杀死小李，只是小明需要比较下两个方案的“成本”，当然这个“成本”包含着小明的情感道德因素；在这种数学模型的推演下，如果小明不幸是全班倒数第一，那么全班同学就要人人自危，因为小明随时会对他们所有人亮出屠刀。
当然，这种“弱小的残暴”来源于人类一种特有的情感―“猜忌”，还拿小明举例，只有在小明“猜忌”自己得不到下次考试的“第一名”时，他才会对所有“第一名提名人”下手。
“猜忌”是我们人类特有的思维模式，尤其在惨烈的你死我活政治斗争中，人类的“猜忌”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下一章我们再详细说一说“猜忌”这个人类所共有的情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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