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作为“高利润率”的代价，“农耕业态”的管理难度又比“游牧业态”要复杂的多，需要的专业管理人员也就更多。于是，在北魏帝国官僚体系中就出现大量“职业经理人”―汉人官员。有的汉人官员出身世族大家，比如崔浩，就算没有俸禄，靠家族收入也可以糊口，所以崔浩就有闲情逸致搞什么“观星”的兴趣爱好就不难理解了；可是像高允，家境贫寒，所以在拓跋浚朝已经做到“宰相级”高官，皇帝如果一段时间忘记赏赐，加上自己道德水平比较高不愿贪污，高允就不得不让儿子上山砍柴以补贴家用。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采取“俸禄制”就变得迫切起来。这种制度的改变，其实是皇帝和大臣之间利益的再分配，还是用现代企业制度打比方，大臣通过“俸禄制”一改过去“股东”的身份，而变成了“职业经理人”，而整个帝国就变成了皇帝的“独资企业”，皇帝变成这个公司唯一的股东，而通过薪酬体系来豢养整个官僚体系。这种制度其实在法理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对于提高皇帝的权威大有益处。
可是通过以上分析，大家不难发现，这个制度的改变，必然会触及原来各个“部落酋长”的利益，在“利润丰厚”的南方地区，通过“贪污劫掠”所得肯定远远大于“薪酬所得”，于是史书中提到的淮南王拓跋佗公然上书反对改革就不难理解了。
冯太后知道拓跋佗的建议具有一定“群众基础”，所以在朝堂上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史书记载大臣高闾慷慨陈词，赞美新政，全力支持“二圣”（冯太后和皇帝拓跋宏），在冯太后的大力支持下，拓跋佗恢复旧制的建议毫无悬念地被驳回，而这一场“共议”也显示了冯太后的执政手腕：我并不是没有给你们“保守派”发出声音的机会哦，朝堂共议结论已定，以后谁要再敢私下议论朝政，可别怪我不客气。
看“俸禄制”的内容，其实对于鲜卑贵族打击比较大，而对于汉人来讲，影响并不是很明显，所以对于“俸禄制”的反对声音来自宗室王爷在所难免。而高闾身为汉人官员，有高薪可发，自然力挺冯太后，慷慨陈词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帝国接下来的改革可要触碰到汉人官僚的利益了，这具体又是什么呢？我们下次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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