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回来说我们的杨难当同志，他在不占“天时”的情况下，没有认清形势，一而再再而三的横挑强邻，其结局也就只能是毁灭。
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从北魏拓跋焘和刘宋刘义隆这样的大国视角看“仇池国”，控制、利用、抛弃、毁灭，就是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国策”。像拓跋焘对待杨难当，尽管他骚扰上邽，在“教训”之后，还让其继续存在，甚至提供一定的援助，让他“管理上邽”，从而怂恿其南击刘宋，但是一旦刘义隆出动大军反击，拓跋焘从大局着想，也没有因此将战略重心西移和刘宋全面开战，而是坐看仇池灭国；刘义隆也是同样做派，一开始利用杨难当骚扰北魏，但是一旦杨难当彻底倒向北魏，就毫不留情地出动大军灭掉仇池国，让此区域重归平衡状态。小国在大国的眼中，就是一枚棋子，一枚或黑或白的棋子，要想谋求自身的独立，那是何其难也！身在局中的各路政客一定要首先认清这个形式，才能在变化无常的政局中谋取最大的利益。
现代的国际政治依然会遵循这样的规律，如今在中国不断崛起的大背景下，东南亚各小国的政治家们都会遇见和杨难当一样的课题，以史为鉴，这些小国妄想谋求自身的“完全独立”显然是行不通的。明智的政治家应该彻底梳理下自己的家底（知己），以及中、美、俄等世界大国的边界在哪里（知彼），这样才能给自己最好的定位，“不要走极端，缓慢融入某一大国的利益集团，从而分的一杯羹”无疑是这些小国的无奈的最佳的选择。
而作为地区大国的我们，也必须要有极大的胸怀来拥抱这些小国。我常常听一些朋友在抱怨我们又援助了某某国云云，这其实就是一种短视行为，真正的大国领导是不会把视线只局限于国境线之内的。我国的真正边界在于我们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综合实力能够完全控制的地区和人民，所以在领导人眼中援助“势力范围内的小国”和援助国内某省经济建设是一样的道理，是左手到右手的“空手套白狼”的买卖，“大中华共荣圈”的形成将成为必然，而如何建设好过渡阶段的“一国两制”、“区域经济联盟”等形式，处理好现阶段和周边国家和政治集团的关系，如何赏罚并举，恩威并施，则将成为现阶段我们的政治家们需要解决的巨大课题。
好了，扯得有点远了，“后仇池国”灭国后，杨氏后人又先后在这一区域建立了武都、武兴、阴平等政权（当然是在南北两大帝国的默许下），但实力都大不如前。我们这一章讲的夏侯道迁前往“仇池国”请发救兵，就是杨难当的侄子杨文弘建立的武兴国政权，此次此刻，武兴国第二任国主杨集始（杨文弘的儿子，和杨大眼一辈儿，曾和北魏咸阳王元禧谋划过叛乱，但后来出卖了元禧，向北魏警察系统揭发元禧的阴谋，参见“皇叔的悲剧”）刚刚病逝1年多，儿子杨绍先因为年幼，在两个叔叔杨集起、杨集义辅佐下理政。建国不久，内忧外患的氐人武兴国政权显然让夏侯道迁出了一道难题，是发兵救援夏侯道迁而得罪南梁帝国呢？还是拒绝发兵，从而陷入得罪北魏帝国的险境呢？我们下一章再说吧。<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xbiquta.co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