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导致这种部落军制形成的生产力、管理能力、环境影响等因素不谈，这种内部的多样化和政治立场的分离以及统一，其实也是这些边疆弱小政治势力自我延续的一种“政治智慧”。
试想，如果在援助夏侯道迁这个问题上，杨集起兄弟意见完全一致的话，在政治前途并不明朗的前提下，仇池国此时就像是在玩“掷大小”的赌博游戏一样，一旦赌注押错，则满盘尽输。但如果仇池国杨氏自己就分为“鸽派”和“鹰派”两股势力，则无论汉中争夺的结果如何，仇池国的氐人部族最终都会有个依附存活的退路，“杨集朗”其实就是杨集起给仇池国的国运或者说是氐人的族运买下的一份保险而已。天道循环，生生不息，就算国破家亡，只要大旗不倒，人民还在，就还有复兴的一天。
如果说这些边疆小国的“平衡战略”所显示出的“政治智慧”还很大程度属于“天然进化的应激性”的话，我们汉人在烟波浩渺的历史中，那些叱咤风云的大家族则把这种智慧发挥的淋漓尽致。
东晋时期著名的大权臣桓温当权之时，还有一个和桓温一样的地方实力派叫郗愔（东晋开国功臣郗鉴的儿子，当然实力比起桓温还是大大不如），但和桓温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同，郗愔忠于司马皇室。尽管如此，郗愔有一个和他一样有名的儿子郗超，却在桓温手下做高级幕僚，为桓温对内攫取权力，对外东征西讨，出谋划策，极尽股肱之力。
《晋书?郗超传》记载，公元377年，郗超得了重病，见自己不久于人世，郗超拿出一箱子书信交给门下的弟子，说：“家父年事已高，我死之后，如果他过度悲伤，影响到饮食睡眠，可把这个箱子呈交给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请把它烧掉。”郗超死后，郗愔果然因悲痛惋惜而患病，弟子把箱子呈送给他，里面全是郗超与桓温商议密谋的往返书信。郗愔勃然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已经太晚了！”于是再也不为他悲痛流泪了……
史书的这一记载，其实是史官一厢情愿的向往“忠君爱国”的情怀，自我麻痹的相信郗愔和郗超的“表演”罢了。试想郗愔一个叱咤政坛的老政客，如何看不出桓温“有心行禅让之事”的心态？如果他真心在绝对意义上忠于皇室，他就不应该让儿子郗超去为桓温卖命。所以，既然郗超已经“身在曹营”，郗愔对于郗超的所作所为自然是了然于胸，绝不会在郗超死后看到书信才“勃然大怒”。而历史的真实情况其实是郗超本来就是郗愔在东晋政局动荡，结果不明的情况下，为整个郗氏家族买下的一份保险。如果桓温走极端谋反不成，那不用说，郗愔“忠于皇室”，自然保大家平安；可一旦桓温成功登顶，则郗氏家族还可以依附郗超，继续光宗耀祖。可惜郗超英年早逝，怎能让郗愔不黯然神伤？只不过郗愔的悲伤不止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而是进一步对家族前途的迷茫，对自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一种叹息罢了。
不要以为这样的智慧离我们老百姓很远。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祖父祖母都受到冲击，有一段时间，我祖母带领一众孩子们去外地避避风头。离家之时，把我叔叔叫到跟前（他是家里唯一的造反派），留下生活费，并嘱咐他把家看好。而我叔叔不辱使命，利用自己唯一的“造反派”的身份圆满的完成了“看家”的任务。在大时代来临的时候，人命如草，“活下去”就是唯一的目标。我的祖母和叔叔、杨集起和杨集朗、郗愔和郗超，都是数万年人类不断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的智慧，存在即合理，大自然就是这样的现实和残酷。
扯得有点远了，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夏侯道迁反叛的汉中现场。杨集朗配合夏侯道迁在汉中站稳了脚跟，而夏侯道迁派往北魏帝国的特使也早已抵达关中。北魏帝国对夏侯道迁事件会作何反应呢？我们下一回再说吧。<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xbiquta.co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