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xbiquta.com</b>上回我们说到北魏帝国宣武帝元恪从各个方面都不愧为孝文帝元宏的“合格的接班人”，把元宏“全面汉化”、“迁都洛阳”、“南下征服”的既定国策执行的有模有样。但是，我在上一章末尾给大家卖了个关子，尽管元恪在和其父皇元宏的比对中处处不落下风，但是历史上的北魏帝国确确实实是在宣武帝朝盛极而衰下去的，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我们之前的比对中只是对元宏的国家战略、既定国策进行了分析，但是我们知道任何战略的落地都需要实实在在的资源来匹配，而资源是什么，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人”和“钱”。像孝文帝“全面汉化”、“迁都洛阳”、“南下征服”这些大战略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来做坚实后盾，方可平稳推进，逐步实现。
我们先说“人”，我曾经在以前章节介绍过北魏世祖拓跋焘的“太武灭佛”的故事，拓跋焘表面上因“刑事案件”对“佛教”的打击，其内核却是深谋远虑的和当时大量的佛寺争夺人力资源的国家战略，通过逼迫众多的僧众还俗从事生产，而为帝国交租纳税，支援前线战事。
拓跋焘的铁腕政策和对外征伐，导致帝国疆域大大拓展，但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于是到了文成帝拓跋浚和冯太后时期，这一对“史密斯夫妇”采取相对怀柔的政策，放缓了对外征伐的脚步，对人力资源的渴求也就没有那么急迫，在宗教信仰上也顺应民情，允许良民出家，但规定指标，大州50人，小州40人，偏远州郡10人，同时各地佛寺也在有限度的恢复。
从北魏帝国当政者对佛教暧昧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出佛教对于当时的帝国确实是起到了一把双刃剑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处于数百年的大分裂大混战的时期，天下生灵涂炭，而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将加重老百姓在兵役徭役等各个方面的负担，所以当时人民的生活处于极端悲苦之中。但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常年处于乱世的人民的战斗能力和反抗能力也是我们如今处于和平年代的人民无法望其项背的（这种战斗的基因历经十数代的遗传以及后天实践的淬炼所锻造出来民族的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也正因为此，史书记载北魏帝国的民变暴乱简直是数不胜数。而佛教的教义是引导人民向善，就算今世生活悲苦，也是因为前世作孽太多得到的报应，只要安心受苦，苦心修炼，就能在来世修的好运，甚至能得道成佛，不在这苦难的六道轮回。佛教的这一“功能”对于安抚民心，促进国家稳定确实是有相当大的功效。所以北魏帝国当政者自然愿意让佛教在一定程度上传播。
但另一方面，我们曾经不止一次说过，佛教传播过广，信徒过多，就会和国家争夺宝贵的人力资源，使得帝国在兵源等方面捉襟见肘。同时，佛教相较于其他宗教来说（比如基督教、***教），更加的平和，对异教徒也更加的宽容，如果这种思想转播太广，无疑会大大削弱人民的战斗意志，这对于帝国扩张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所以，北魏帝国对于佛教的态度就十分微妙，关键就要掌握一个“度”，但这话说起来容易，操作起来可就难了。
史载到了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476年，冯太后毒杀献文帝扶持孝文帝上台那一年），京城内寺院就有100多所，注册僧尼2000余人，全国寺院达到了6748所，注册僧尼77258人。僧尼人数急剧扩张，有逐渐失控的趋势。
到了北魏高祖逐渐执政的太和年间，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连年南征，出于对人力资源的渴求，史载孝文帝在尊崇佛教的同时，还出台政策，明文规定每年固定时间允许大州剃度僧尼100人，中州50人，小州20人，以控制不断增加的僧尼人数。
但是到了世宗宣武帝元恪时期，他完美继承了冯太后、孝文帝尊佛的传统，却把“控制”忘到了九霄云外。史载元恪非常喜好佛法，常常在宫中亲自讲论佛经，广招僧众，辨明义旨。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国上下掀起了崇尚佛教的热潮，到了元恪执政后期，全国寺院已经多达13727所，僧徒已经不计其数了。
元恪主导的“崇佛”的热潮，无疑大大削弱了帝国的人力资源储备，更加可怕的是，随着佛教思想的广泛传播，原先横刀立马、纵横四海的鲜卑铁骑的意志品质也会被极大的腐蚀。军旗还是那面军旗，可军旗下的士兵已不是当年的士兵了。
说完了“人”这个资源，我们再看看“钱”。翻看《魏书》，不难发现，北魏帝国的当政者都非常节俭，像世祖拓跋焘、文明冯太后、高祖元宏，史书都不止一次记载他们艰苦朴素的作风，也正因为执政者这样的处世哲学，也使得这些时期的北魏官场也相对清明，贪污腐败现象鲜有记载。好钢用在刀刃上，国家财政收入都用在支援大型国防建设以及前线战争中去了。
但是这一优良传统到了宣武帝元恪那里，却完全没有继承下来。尽管史书给元恪个人评价中也有“节俭朴素”之说，但我们可以看到元恪在重建新都洛阳，以及大肆兴建佛寺方面，花钱都是大手大脚，这可比他穿几件丝绸衣服，吃几餐海鲜象拔蚌所浪费的国家资源大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