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便是我的课业。若按制度，我与李睿的课业都是违例的――他是未成亲而出阁入弘文馆就学，开了府，有王傅、友、侍读、文学、祭酒等僚属辅佐却还常常留居宫中、同我一道上课，我则是本不该如皇子般就学，却从小便从李睿的侍讲、侍读、侍文和侍书上课，学的也不是什么妇德内则，而是《急就章》、《文选》、《老子》，偶尔也跟太子或李睿一道去听五经讲学。近来母亲命苗神客、刘t之等人教导我经史，他们两人替我安排的是先《孝经》后《论语》，杂以《诗》和《尔雅》，母亲却命我杂学《春秋左氏传》和《国语》――这些都是国子学中所规定的大小经书，通二经者即可以授官，以如今的常理而言，本不该是我这小女娘的课业范畴，然而我既在内宫，除了母亲，谁也管不着我，一向倒无大事。如今来了潮，却一切又不同了，好几个宗室命妇都上书劝谏，母亲拗不过她们，便在我的课业中加入了内则内范，我原本在贞观殿的偏殿从学士们就学，这帮多嘴多舌的大臣们却想叫我留在内宫接受教导，最后还是母亲说后宫不方便学士出入，特地在集贤殿内辟了一间小院，内设帘帷，命我在帘内学习，侍书们在帘外教导，出入有仪仗遮蔽，上课时有年长女官领宫人二人以上、内官丞一人领内官二人以上、仪卫二人以上，我才得以名正言顺的学习经史。父亲见母亲这样镇重，也不知从哪来的主意，规定我也要如李睿一般，每旬一试，至一经学完还有升学试，考试不过，酌量有罚。
第三件事，则是我的月例供给。倒不是说从前宫中敢克扣了我的东西，只是自这一回以后，送来的物件显然比之前要更精致、更奢华了。尤其是尚方局送来的衣裳，从前还有许多粗看上去男女不大分明的款式，如今送来的却是各色大褶大花的裙裳，镶嵌纹绣，唯恐不够华丽，衣襟也开得低了许多。母亲又叫人额外给了我许多首饰，并法着李睿的“纸笔书墨钱”给我设了一项“脂粉钱”――我们这两项用度都由母亲自皇后的分例中出，并不曾经过藏省，外头无权过问。传闻脂粉钱这一项只得纸笔钱的三分之一，以此推断，母亲每月私下贴补给李睿的钱帛数实在惊人，李睿倒也未辜负母亲的期望，拿着这钱出去结交世家文人，编书献经，忙了个不亦乐乎。太子近日因父亲身子好些，上表固辞了监国之任，每日只在东宫读书习字，兼领东宫属官注《后汉书》，风头反倒不及李睿盛了。
五月里我记得最深的就是刘仁轨这个名字，记住他的原因倒很简单，四月我们吃了吐蕃的败仗，纳州、黔州又有土人作乱，母亲于军事上不大通，只得请父亲强拖病体出来主持朝政、选贤臣良将募兵御敌，父亲为此很是嘲笑了母亲一番，说“原来还有你武七娘拿不定的主意”，故意等母亲请了几次，才下诏以刘仁轨镇洮河军，并选了好几路人马分别征讨，母亲建议从河南、河北征兵，无论良贱，既能充实兵力，又能安置旱灾流民，父亲欣然许诺，颇为自得地道：“七娘可为尚书令，若是行军打仗上，却是差了点。”
母亲笑道：“自然是不及三郎。”等刘仁轨临行前，特地命我在帘后见了他一面，指着我笑向他道：“望刘公扬威远番，毋令小女儿有和亲之忧。”又命我隔帘拜谢，殷殷切切，托付甚深。刘仁轨走后不久，魏叔U便被出为岷州刺史，内史韦思谦与兵部侍郎岑长倩都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却是一下加了两个宰相――这是母亲的建言，她以为如今军政事繁，政事堂中人手不足，且这两人的资历于宰相而言都有些浅，横竖宰相一贯也无定员，不如多选两个，贤则用，不贤则斥退。父亲深以为然。
母亲等父亲同意了她的建议，又上书提了十四条建言：请王公以下学习《老子》，请父在母丧时为母服齐衰三年，请《孝经》、《论语》为策试必修之学，请以明经科为科举常例、一年一试，请增京官俸禄，请将百官力役量折为钱帛、一体给付，请免除三辅一带徭役，请自上阳宫建成后不再大兴土木，请百官久不升迁者量才为用、酌情升转，请广开言路，请禁止浮巧，请杜绝谗言，请为父亲再加两字尊号，请封禅泰山。
前面十二条父亲都“欣然嘉纳”，后面两条却是“固辞数次”，等母亲、李睿及百官连番上书，才“勉为其难”地从了，却是帝、后一同都加了两字尊号，是为圣文天皇和圣文天后，又下诏定封禅之礼，却以母亲为亚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