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就是他的家人，远远地站在一边，表情各异，从反对到盛怒，但就是丝毫不见对他们这位兄弟安全的担心。
我试图想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来解释我刚刚见到的这一切——来排除认为我神经不正常的臆断。
自然，救护车由一名警察护送到了县医院。他们把我从救护车上抬下来的整个这段时间，我都感到很可笑。更可气的是，爱德华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溜出病房，自由活动。我咬紧了牙齿。
他们把我放在急救室。急救室是一间狭长的屋子，里面摆放着一溜病床，床与床之间由一些蜡笔画图案的帘子隔开。一名护士在我胳膊上绑了一个血压袖带，在我舌头下面放了一个体温表。既然谁都懒得拉上帘子给我一点儿自己的空间，我想我也就没有义务戴那个傻乎乎的颈托儿了。护士走开后，我三下五除二，扯开了维可牢搭扣，把它扔到了床底下。
医护人员又是一阵慌乱，又一张担架床推到了挨着我的那张病床边上。我认出来是政府学班上的泰勒·克劳利，他头上紧紧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泰勒看上去比我原以为的要糟一百倍。可他还在焦急地盯着我。
"贝拉，我真是太抱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