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右少卿回到41号斜对面的小旅馆里，在床上躺下来的时候，一边揉着痉挛的双手，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她思考的焦点就在那人怀抱的皮包上。
这不是绑架。被绑架的人不可能还在怀里抱着一个皮包。这个皮包早就被人抢走了，不会再留在他的怀里。
也不是关禁闭。保密局犯了错误的特务可能会被关禁闭。但从湾仔过来的那个中年人一定有很高的地位，是顾尚宾为他开的车门。他向手下的特务要他怀里的皮包，那个特务一定不敢拒绝。
那么，这个人是中共那边的人吗？台湾保密局的人，抓了一个中共方面的人，甚至可能是一个情报人员，秘密拘禁在这里？
不对。右少卿判断，似乎，也不是拘禁。外面的两个人是蹲下来和里面的人说话的，似乎很客气。被秘密抓捕的中共特工，也不可能还在怀里抱着自己的皮包。
那么，右少卿就不能不猜测到，这可能是一个从中共那边跑过来的人，甚至可能是中共情报机构的重要人员。他甚至可能还带着极其重要的机密。这从他抱在怀里的皮包就可以看出来。是的，他一定要是中共那边逃跑过来的人。
他被关在那个小房间里，不是为了拘禁，怕他逃跑。正相反，是为了保护他，怕他被人暗算。那个小房间里没有窗户，也是为了安全。
右少卿考虑再三，终于确认，一定是这种情况。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栋楼房的周围有那么严密的警戒。右少卿此时的心里十分懊恼。她好不容易到了香港，并且找到保密局在香港的人，却偏偏遇上了这种事，让她不敢露面联系！
他妈的！我现在怎么办！右少卿焦虑的，就是这件事！
外面的天已经大亮了。右少卿终于昏昏入睡。她在梦中还在考虑这个问题。
到了这个时候，右少卿还能够昏昏入睡。可是，还有许多人却不敢入睡呢。除了关锦州和陈荫堂之外，再有，就是杜自远、黄佐竹、冯顿这些人了。
在潮海饭店里，冯顿给杜自远安排的是一个大套间。
在外间，三四个年轻人正围在一张圆桌旁，整理着一大堆资料。资料里记载着台湾方面的情报人员在香港的地点，还有他们的姓名和职业等情况。
茶几上的电话不时响起来，就会有一个人小声地接听。然后，他会跑进里屋，报告刚刚接收到的情况。
杜自远、黄佐竹和冯顿坐在里屋，三个人都吸着烟，焦虑地沉思着。
这三个人坐在一起，其实代表着三个方面的力量。
黄佐竹是中共香港工委的书记。所以，他其实是中共在香港的最高领导人。
冯顿代表的，则是总参情报部。他在香港有很强的力量。虽然在党内他要接受黄佐竹的领导，但在情报工作方面，黄佐竹也要认真听取他的意见。
杜自远则是由“向部”派来负责这次行动的。他其实有着类似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只不过没有这么明确说罢了。所以，在这次行动中，他才是真正的领导人。
杜自远此时，真可以说是焦虑异常了。
他到了潮海饭店后，立刻要求冯顿手下的人，给他提供台湾各情报机构在香港的所有据点。冯顿对这些大大小小的据点原来都有一些了解。但杜自远要求重新核对一遍，要明确每一个据点有多少人，并且还要有名单。
杜自远的目的很明确，他就是想知道，那个郑远山可能藏在哪一个据点里。是台湾哪个情报机构负责保护他，保护他的人是谁，也要有名单。
所以，外屋的几个年轻人，忙碌的就是这件事。他们每查清一个据点，以及里面的人员情况，就要立刻向里屋的杜自远报告。另外还有一些人，包括楚伯林带来的人，都在外面调查每一个有名有姓的台湾特务，以及他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正在从事的工作，目前有没有异常情况，等等。<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