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下车前，小田问了这样一个考虑良久的问题：“船长，你的大学生活一定非常充实吧？”
这个话题，把格桑带回了大学时代。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民族和国家刚刚从混乱的局面中摆脱出来，尚且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这是一片急须重建的废墟。民族、国家、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使命感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被压抑过的年轻的心跳动着青春的最强音。诗歌的星星之火到了八十年代初，则成了燎原之势。
文学青年崇尚新的生活，向往美好明天，而这一美好愿望，化作跳动的音符，字里行间洋溢出这个民族对理想的渴望。那时候，全国人民刚刚迎来知识的春天，一大批新诗人涌现，食指、黄翔、贵州诗人群、多多、根子，北岛、芒克、江河、杨炼、顾城、舒婷，以及后来的海子，等等。
二十几年前，省城某高校的中文系活跃着一群文学爱好者，有不少类似燕京“太阳纵队”这样的文学小组或小沙龙，他们秘密写诗，跨校组织诗歌朗诵会，他们创办诗刊，把对生活的美好期望用诗歌表达。他们更多地传承知识分子的精英情结和敏感的时代意识。“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在中十年之久的歌声唱出来”，“反映新时代精神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这一代人心肩上”。他们以国家、历史、时代为已任，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参与精神及批判意识。“做一个人”和“恢复生活的本来面目”是他们的理想。他们试图对一切不公正的事物提出抗议，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自信。这种使命感和怀疑、批判的精神，显然是五四时期启蒙救世传统的坚硬回声。朦胧诗群再次高举延安时期、建国时期搁置了的“人”的旗帜，深入个体意义上的“人”。
人的尊严、价值、心灵关怀和精神世界，知识分子忧患意识和时代意识，也再次得到了“合法”的关注和表达。
他们试图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即真诚、自由、正义和人姓的世界。
格桑就是这一历史潮流晚期的其中的一位。
真可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校园内学诗写诗的空气一点不比大观园差，偶尔，有同学的诗作见诸报端，欢庆，鼓舞，甚至可以拿着小报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的传阅，大家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让自己的灵感变成铅字，变成跳动的音符。
尤其是中文系，甚至成了“不学诗，无以言”。
那时，女孩选择男友的第一标准为是不是喜欢诗，其次就是会不会写诗。在格桑就读的大学里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政治系某留校老师看中了中文系的一班花，趁上公共课的机会，很含蓄的向这名同学表达了倾慕之心。
其实，女同学对这位留校老师也情有独钟，他活力四射，知识渊博，才华横溢，风度翩翩，谈吐文雅，举止端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特酷的那种。
第一次约会是在黄河岸畔的桃花园里，这里离学校很远，环境优雅而富有诗情画意。在那个时代，大学生谈恋爱是很隐蔽的，况且，师生恋是令人不齿的，就连琼瑶都不敢正视，更别说在西部边陲了。
李老师穿了一身笔挺的西服，白色的，大热天还扎着领带，深红色的，而赵同学穿的则是发白且膝盖上露着肉的牛仔裤，格子衫，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校园里最前卫的装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