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现时的反腐倡廉工作，难就难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上。”娄清廉深为不满地说。“我敢断定：只要你一打招呼，省里的人肯定马上会推三阻四的；搪塞的话就在咀边等着哩：什么，作风问题说到底不过是件生活小事，列不上原则问题；咋能让一件生活作风小事，干扰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大局呢？某某总体上不失为一位有能力的好干部；成绩与缺点总是九与一之比嘛！我们可不能捡了芝蔴丢了西瓜；查什么查？我看算了。在一定会议场合不指名的批评几句算了；大局为重嘛------”
“嗬，哈！你算把这些领导的脉博摸准了。”钟景良轻哂一声说；但稍一思忖地：“那按你意见是说，咱现不给省里那位领导打招呼；也暂且不对当事人采取任何措施；但可组织少而精的强劲力量进行秘密调查；一旦调查证实他确有问题，再向省里那位领导打招呼不迟？这样就能让我们始终处于主动地位：退可以守，进可以攻。即便最终仍未查出他啥问题；也不需承担什么责任，或向谁解释道歉什么的。”
“这样做的好处虽然多；亦不承担什么责任。”娄清廉认真思虑着说。“这对我们决策者来说，是增大了安全系数；但却给具体参与调查的人员，增加了调查工作难度。我们原本就没什么线索，你又让他们秘密调查；不找知情人吧，与此无关的外围人又能提供点什么？找知情人了解情况吧，又怕暴露调查形迹；还怕招之被查对像报复打击；更重要的是耽误查案时间进程，贻误战机；依我看这个方案似不可取。”
“你说的实有道理。”钟景良心急地又当即站起来，左手撑着下巴，再次踱起方步认真分析着说。“但究竟该用什么方案合适呢？老娄啊，虽然咱都不是六十年代的人，但读历史资料，在我党当代史上，有个重大历史事件您应该记的：六十年代初，前苏联赫鲁晓夫执政时，中苏两党关系紧张，我党发起批判苏共修正主义运动；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连发‘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为让‘九评’的论点站着脚，中央每公开一评前，先拿出样稿，发至各民主党派展开讨论，只要那个论点被批倒，中央便立命撰稿人当即改过-----”
听至此娄清廉当即“呲”声笑了说：“好俺的大书记呀，都屎憋屁股门了，您倒还沉得着气，有心情说史讲经？我看您肚量真大呀。”
“不是我沉得着气；亦不是我肚量大。”钟景良却挺认真地说。“我举这个例子想‘史为今用’。来，现在咱俩就表演一番，看看咱究竟采取哪种方案可行？俺暂时扮演那位省里领导，您代表县委方面向我汇报请示。”于是，两人各拿起一手机或电话耳机，认真地表演起来------
“啊，你说的那个干部虽是我的学生，但只要他有问题，你们尽管放手去查；我老K绝不包庇他。”钟景良拿着电话耳机，模仿着省里那位领导的口气说。“但我可不可以试问一句，你们欲调查的他这些问题，截止目前已获得一定证据没有？或者说已有重要线索？”
“这-----我们是根据事主举报的内容，加以分析出来的问题。”娄清廉举着手机以县纪检委名义请示说。“不过据我们了解，事主可是忠诚而守本份的生意人；谅她不会也不敢随便诬告一位重要县级领导人；尤其一个年轻女人，不可能拿这类事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嘛！”
“那可不一定。现时搞市场经济，有些人为赚钱；有些为升官上学办事，什么手段使不出来？”钟景良继续以省某领导口气驳辩说。“我就从电视上看过这样一个案例：一女个体工商户，为赖营业税，竟当男税征员面脱裤子，反诬税征员性侵了她。你说要不是当场有人做证的话，那税征员不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吗？”
“看来即便省里那位领导不出面干予，甚或大开绿灯支持我们查；但我们至少有六分以上把握和线索，才敢公开动手查。”娄清廉紧皱眉头分析说。“否则若最终查不出来啥的话，当事人绝不会同我们善罢甘休。那我们将吃不了兜住走。”
“那就将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不仅平雪不了‘邵记馄饨馆’的冤案，反会让他们雪上加霜受更大伤害。”钟景良更向深处分析着说。“若照此推理的话，更会夭折了我们将要全面铺开的，以‘全局性揭露整肃性贿赂’为中心内容的，反腐败斗争。”
“可是，若舍此两种方案，我们又将此疑案如何进行下去呢？”娄清廉拿右手用劲梳理着自己的长发说。“新编古典豫剧《唐知县审诰命》中两句唱词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秫’；我们又怎忍心眼看着白云一家受冤，却束手无策哩？尤其同为女人的缘故，俺不能不为乡下好姐妹大鸣不平，总似有鱼刺挭喉。”
“那当然不会。平雪他家冤案不过迟早的事。刚才白云临走时，您不已向她交待：一旦同公安局协调好，准许他们夫妇会面，要他们都稍安勿燥吗？”钟景良沉思地说。“这样就好；别催太紧，给咱适当时间从长计议。娄书记，我意咱就给他来个迂回作战。先从他的外围和亲党那儿查起；以给他来个‘敲山震虎’旁敲侧击。不怕他沉得住气，坐得住，不暴露。”（本章3012字）<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