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得知后秦在这种时候仍然爆发内乱，忍不住窃喜，立刻亲率水师主力舰队，从彭城出发，向前线开拔，留下儿子、彭城公刘义隆，在彭城坐镇。
刘义隆本年只有11岁，刘裕却还是把他当作成年人来使用——虽然是无奈之举。
与哥哥刘义符一样，刘义隆也得到多项任命，包括徐兖青冀四州军区司令，以及徐州督导官。
就在刘裕启程的同时，东晋龙骧将军王镇恶，因为破敌心切，不顾刘裕战前的交待，不等主力大军会师，就毅然进军渑池，派毛德祖袭击蠡吾城。
蠡吾城的守将、后秦弘农郡长尹雅，力战未果的情况下遭到生擒，但很快找机会杀了看守的士兵，向西逃去。
他固然想不到，很快就又和敌人见面了，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王镇恶越战越勇，乘胜抵达潼关，并准备再下一城。
另一路的冠军将军檀道济、振武将军沈林子，从陕城北渡黄河，攻陷襄邑堡，后秦河北郡长薛帛，弃城逃奔河东，晋军得以继续前进，然后试探着攻击后秦并州督导尹昭镇守的蒲阪，一时不能攻克。
之所以说试探，因为蒲阪是后秦是边防重镇，而檀道济率领的只是先锋部队，未必能迅速夺取，开始便使出全力，极有可能伤到自己。
沈林子向檀道济建议说：“蒲阪城池坚固，守军又多，不可能立即攻克，徒使我方伤亡，守方更能借此拖延时日，于我方百害而无一利，据说王镇恶现在一人在潼关，形势比较危急，不如先与他会师，顺便一起攻打潼关，如果能得到潼关，尹昭在蒲阪没了接应，城中士气大跌，必能不攻自破。”
檀道济以为可行，于是全军向潼关转移。
晋军的一举一动，都在长安的监视之下，417年3月，姚泓任命姚绍为太宰、最高统帅、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假黄钺，改封鲁公，让他率武卫将军姚鸾，领步骑兵五万人，坚守潼关，又让另一个武卫将军姚驴，增援蒲阪。
秦晋两军很快在潼关城外接触，姚绍大败而回，死伤惨重，被迫退到定城，登城固守。
站得高果然看得远，姚绍这才发现敌人并不多，对各将领说：“檀道济的兵力不够强大，而且孤军深入，只能坚守营垒等待援军，我们分出一部分兵力，切断他们的粮食补给线，就可以坐在这里将其活捉。”简单部署后，派姚鸾进驻大路，断绝檀道济的粮道。
姚鸾让宁朔将军尹雅率军在潼关之南据守，很快就和晋军大战，可怜的尹雅再度遭到生擒，而且这次晋军没有给他逃跑的机会，直接就要斩首。
尹雅一脸大义凛然地说：“我上次被俘，就应当处死，有幸逃走，活到今天，已经死而无憾，然而汉人和夷族虽然不同，君王和臣属之间的大义，却是一样的，晋国用大义做出的军事行动和号召，为什么不能让秦国有守节的志士？”
晋军被吹上了天，想杀他都觉不好意思了，于是饶了他一命，但也仅限于此，尹雅从此遁入田园，虽未必能与战场绝缘，起码远离了官场。
尹雅不但背弃了国家，还把姚鸾的主力葬送了，就在当天晚上，沈林子率精锐部队攻入姚鸾的大营，成功击斩姚鸾，杀士卒数千人。
姚绍的计划终于没能奏效，但并没有就此放弃，再派东平公姚赞驻防黄河岸上，想切断晋军的水上运输线，沈林子再度出兵攻击，姚赞败逃定城，秦军的部署彻底失效。
晋军自从进入后秦国境，大小战役基本未尝一败，后秦河北郡长薛帛，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献出河曲，向东晋称臣。
这时刘裕的水师舰队已经从淮河、泗水进入清河，打算再进黄河，逆流而上，但考虑到北岸的魏军，于是先派使节向北魏借路。
在此之前，姚泓因为战场压力，已向北魏求援，拓跋嗣为此召开了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潼关是天生的险要，刘裕用水军进攻，不可能攻克，但如果在北岸登陆，向北方入侵，那却容易得多，刘裕号称是讨伐秦国，但从其部署行军来看，指不定打的什么主意，而且魏秦已有姻亲，出于道义，也不可以不出兵救援，应该出军切断黄河上游，阻止晋军西上。
国立大学主任教授崔浩，对此持不同意见，反驳说：“刘裕对秦国处心积虑，为时已久。
如今姚兴已死，姚泓懦弱愚昧，内部更是兵连祸结，刘裕正是利用他们的危机，决心夺取，我们如果此时插手，惹毛了刘裕，势必真的让他转移目标，到时候我们可要代替秦国挨打！
现在柔然不时侵略边境，人民又缺乏粮食，如果跟刘裕为敌，北方的敌人一定会肆无忌惮地深入国土，届时南北战火纷飞，国家必定陷于极危险的境地。
不如把黄河河道让给刘裕，随他的意图西上，然后我们在东方驻防，阻挠他的归路，如果他能成功攻克长安，一定会感激我们的借路之恩，如果不幸失败，我们也不失救援姻亲盟国的美名，这是最佳的策略。
而且，南北习俗完全不同，即便我们把恒山以南放弃，刘裕也不可能用吴越的士卒，与我们抢夺黄河以北的疆土，怎么会成为我们的祸患？
为国家制定方案，自应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岂能受一个女人的影响？”
姻亲盟约不过是托辞，大家持反对意见，当然不是因为拓跋嗣娶了后秦的公主，主要是担心刘裕趁机北上。
全面分析下来，朝臣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刘裕如果真的西上入关，不免担心北魏切断他的退路，受到前后夹击，如果北上，则姚泓绝不敢出关协助北魏，按这种局势推断，刘裕虽声称西上，而其实可能真的是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