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良性格儒雅，喜欢结交宾朋，儒家、佛家很多有识之士，都会聚在他的门下，他还在鸡笼山西郊的住宅里，开辟一个展览馆，专门收集历代的兵器和服装，又吸引了不少当世知名之士。
机要军事参议官范云、萧琛、任方，法务军事参议官王融，首都卫戍司令官东部指挥所幕僚长萧衍，镇西将军府人事官谢朓，步兵指挥官沈约，京畿卫戍区保荐的秀才陆垂——这些人都在文学上有很高的成就，是当朝的侥侥者，号称八友。
另外法务军事参议官柳恽、国立大学教授王僧孺、南徐州保荐的秀才江革、中央政府殿中助理官范缜、以及会稽人孔休源，也都是萧子良的好朋友，这些人的才华同样不容小视。
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发扬光大，所谓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也只有众人一起切磋，文化才有望不断上升新的层次。这些人不但在萧齐，在南北朝，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这么多优秀思想的激烈碰撞下，终于开创了一个比元嘉文学时代更繁荣的高峰。
萧琛是萧惠开的侄子，柳恽是柳元景的侄孙，王融是王僧达的孙子，萧衍是萧顺之（萧道成的族弟）的儿子，谢朓是谢述的孙子，沈约是沈璞的儿子，王僧孺是王雅的曾孙，范缜是范云的堂兄。
这么多人才各有其代表作和擅长的领域，其中尤其值得深入了解的是萧衍和范缜二人。
萧衍本年只有21岁，但做事有计划、有谋略，能文能武，王俭对他十分器重，征召他担任自己的幕僚长，并对身边的人说：“萧郎年过三十，一定贵不可言。”
萧衍也就是后来萧梁的开国皇帝，30岁以后当然真的贵不可言。
范缜的代表作是《神灭论》，矛头直指当时盛行的佛教。
萧子良本人笃信佛教，延请很多高僧谈论佛法，让佛教在长江以南得到快速扩张，有时还亲自为和尚端饭送水。
此时的萧子良已是宰相之尊，做这些事，在民间引起广泛的舆论，大家都认为他有失宰相的体统。
范缜更是屡次在萧子良面前表示世上没有佛，为何要做那么多无益处的事情。
萧子良不以为然，问他：“你不信因果报应，那么怎么解释富贵贫贱？”
范缜说：“人生在世，就像树上的花朵，被吹下枝头后随风飘荡，有的拂过竹帘锦幕，落到床褥之上，有的越过篱笆围墙，落到粪坑之中。落到床褥之上的，就像是你，而落到粪坑之中的，就像是我，贵贱自然是有很大差距，但因果报应却在何处？”
萧子良一时无法回答，范缜为了更详尽地解释，很快就写成了《神灭论》，论点清晰深刻，道理浅显易懂：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是形体的作用，精神与形体的关系，犹如锋利和刀刃的关系，从没听过刀刃已经消失，而锋利仍在，怎么可以相信形体已亡，而精神却单独存在。
此论一经提出，京师内外的佛教徒一片哗然，纷纷表示抨击，但却始终无法反驳。
太原人王琰特意写一篇文章来讽刺范缜说：“老天在上，范缜他竟然不知道他的祖先神灵在什么地方。”
范缜当即反驳他：“老天在上，王琰他知道祖先的神灵在什么地方，却不肯杀身以从。”
可想王琰看到范缜的回应之后，一定气炸了，可是到底没办法与之争辩，毕竟范缜揭露的乃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真理。
萧子良后来派王融劝范缜说：“以你美好的才华，何必担心做不到立法院主任立法官，却故意发表这种偏激荒谬的言论，真的十分可惜，应该把那些文章马上毁掉。”
范缜大笑说：“假如我范缜出卖我的言论去换取官职，我早干到中央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了，差点也是个副长官，岂只一个立法院主任立法官而已。”
文人都有倔强的小脾气，而只有这份倔强才配得上一个真正的文人。
一个合格的国家领袖，当然也要有自己的倔强，有自己的坚持和理想，才能带领国家步入更高的辉煌。
这就需要统治者足够强势，有足够的能力掌控全局，然后才有机会把自己的想法推广开来。
像司马衷、司马德宗之流必定是不能达到要求。
萧道成父子处在开国之初，个人能力也还可以，推行的一些举措符合国民的需求，效果比较显著。
论起个人能力，北魏的冯太后在整个南北朝时期都是鲜有人能匹敌的。
在男权的大背景下，冯太后这个“女流之辈”，凭借她高超的政治手段，独揽北魏朝政大权，让一众同行黯然失色。
冯太后的地位究竟有多尊贵，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问题。
萧齐骁骑将军刘瓒曾作为使节多次出访北魏，因长相标致，谈吐优雅，冯太后一眼便看上了，为表现东道主的热情好客，前后多次与刘瓒共度良宵。
刘瓒回国后不免炫耀自己的“威风”，而北魏国内更是一直传扬着冯太后的各种事迹，但冯太后显然对此并不在意，随便世人如何评论，丝毫不影响她在国内的统治地位。
圣人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此言得之。
学校里面总是有那种玩起来比谁都疯，可是一场考试下来，总能名列前茅的同学，往往让一起玩的“差学生”和默默苦读的“好学生”大跌眼镜直到怀疑人生。冯太后是少有的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同时也清楚自己该做什么的那种人，私生活方面当然是指前者，而由她挂帅在国内开展的种种变革，则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