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钝怀着万一的希望在太原街头整整逛了一天，又在酒楼、客栈等处留连不去，探到的消息却一个比一个坏。-
先行举报无罪不仅仅只是针对行贿受贿，还有官吏相互勾结贪污国家财产的，或地方官员巧立名目私加税种以便中饱私囊的——总而言之，但凡能够和官府权力扯上关系的犯罪行为，全都可以先行举报免罪。
人类社会能够存在和展的基础在于最基本的相互信任。一个人走在路上看到对面来了一个行人，若是没有最基本的信任，就会怀疑对方有可能会拦路抢劫，于是先行自卫；夫妻同床而眠，若是没有最基本的信任，若是丈夫怀疑妻子会杀害自己，便会抢先扼死对方……那么人类社会就会变得疯狂混乱，进而毁灭。
皇上制定的先行举报无罪，虽说没有动摇普通人基本的信任基础，却令官场上刮起了一道极为可怕的风暴。其他省的情况王钝暂时还不清楚，他只知道，引山西省官场地震的震源却是在山阴县。
前来宣布“先行举报无罪”的行人司行人抵达山西的第一天，官员和乡绅们就开始相互揭行贿受贿的行为，第二天，山阴县知县快马加鞭跑到了太原，当着按察使、行人司行人以及随行的两名锦衣卫举报说：他收受贿赂若干，伙同主簿、典史贪污若干，并且向知府、同知、通判、按察副使等人行贿若干。根据先行举报无罪的原则，犯有受贿罪、贪污罪、行贿罪的山阴县知县本人无罪，被其举报的行贿、主簿、典史、知府、同知、通判、按察副使等人则成了被调查的对象。
有些被调查的对象看清了形势，因此供认不讳，有些人却试图抵赖。可那位山阴县知县举报时将所有的证据都交了上去，试图抵赖的人一个个都对山阴县知县恨得要死——无论是行贿、同谋或是受贿，这其中山阴县知县都起着主要的作用，如今他自己脱了罪倒也罢了，竟然还将详细的证据交上去，结果导致这些人的罪名全都证据确凿，赖无所赖了。
认真说起来，这件事当中最冤枉应该是山阴县的县丞。县丞在当地素有清廉之名，平时肉都舍不得多吃，衣服上满是补丁。待调查到他头上时，县丞坦然承认自己确实知情，又辩护说他多次阻挠知县等人贪污，之后也曾向府里的推官（注1）举报过。官场上太过清廉的人多半和同事、上级的关系不好，这位县丞也是如此。当调查人员向推官询问县丞之前是否举报此事时，推官却断然否认了。其实用脚趾头想也可以想出这个结果：很简单，若无此事，推官自然要否认；若此事属实，山阴县县丞固然澄清了知情不报的罪名，然而推官本人却得背上知情不报甚至是包庇的罪名。
总而言之，山阴县知县先行举报无罪，那些爱贿及贪污的财产过了明路后，其中一半上缴，另一半则成了合法的财产。而那些和山阴县知县有过交往的，无论是行贿的、同谋的、受贿的甚至无辜的县丞全都倒了霉！在榜样的作用下，山西官场上旋即爆了一场彻底的、可怕的大地震。大地震结束之后，山西官场上只剩下十之二、三的官员没背上官司。那些能够屹立不倒的官员只有少数是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官，其余大多数却只不过是抢得先机举报了别人而已。
皇上大约对这种局面早有准备，因此在宣布先行举报无罪制度的同时，又重新恢复了洪武年间戴徒流罪办事的制度。
洪武年间有段时期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太祖无奈之下只得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也就是说，官员被判了死刑、流放或有期徒刑后，先别忙着执行，而是待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办事，直到有接任为止。
当今皇上只恢复戴徒流罪办事的制度，是因为皇上以新皇登基大赦天下的名义，将除了十恶不赦之外的所有犯罪官员的罪行全都减了一等。也就是说，山西官场虽然十之七八的官员都被判有罪，但死刑却一个都没有，自然也就不需要戴死罪办事了。此外，当今皇上还对戴徒流罪办事制度进行了一点改动：戴罪办事的官员不必担心有了接任之后会被流放或是捉去坐牢——只要不再次失职犯罪，那么他们便可以一直戴罪办事。当然，如果在戴罪办事期间仍不悔改，自然也就是前罪并罚了。反之，如果立下大功，比如为当地灌溉系统做出贡献，比如说在抢险救灾中有优异的表现，比如说揭其他官员失职犯罪，那便可以立功赎罪。
在外人的眼中，朱棣掀起这场廉政风暴却又并不剥夺官员的性命是因为他仁慈。但事实上，朱棣或许有着更多的关于人道、人权的概念，但是要说他性格仁慈却也不正确。朱棣不杀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是因为官员的俸禄确实太低了——自洪武之后，海瑞式的官员加起来又有多少？从天理人情上讲，杀因为收入太低而贪污受贿的官员似乎有些过了。当然，给官员们增加了养廉银之后，官员再贪污受贿，朱棣却也不会心软——从程序上讲，他也不可能每年都进行大赦。将来官员再贪污，该杀的还是要杀。
其实，即便揭其他官员的失职犯罪不算功劳，那些戴罪办事的官员们也不大可能与无罪一身轻的官员们和平共处。如果不是那些“无耻之徒”抢先告，戴罪办事的官员又怎么会东窗事呢？如今这些人戴罪办事只能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过活，略有过失就有可能前罪并罚，至少在短期内他们还是心有余悸的。戴罪之人自己不敢受贿贪污，自然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仇人们受贿贪污而无动于衷。抢先告对此心里有也数，但他们有一个优势：非法所得过了明路后，其中一半就成了合法的财产。如此一来，这些身家不菲的官员们至少不必因为家庭贫困而去贪污受贿了。
事实上，戴罪办事的官员们将来同样不必因为家庭贫困而去贪污受贿。皇上一方面推行“抢先告无罪”的制度加大了受贿贪污的难度，另一方面又用养廉制度大幅度地增加了官员们的收入。以正七品的知县为例，正俸为七贯半，一年就是90贯。养廉银为正俸的三至五十倍之间，假设某知县的养廉银为正俸的五倍，那么这个知县一年的合法收入便是540贯，相当于朱棣穿越前的30－40万元人民币。这样一来，平日里地方官员们虽然不能经常山珍海味，但隔三差五地大鱼大肉却还是有保障的。
结果，势不两立的官员们暂时只能大眼瞪小眼地相互监视着，看哪个白痴会忍不住先伸手——这种山雨欲来的形势下，大约只有白痴才会去验证那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俗话是否正确。
事已至此，王钝知道仅凭自己没头苍蝇似地乱撞是绝不可能查出什么有用的消息了。如今只能先到北平去，把监察部的框架先搭起来。待人手足够后，再派下属到地方上去监察官员们是否有失职犯罪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