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战胜国之一，按理可在盟国帮助下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山东半岛，哪知帝国主义早勾结一气，把山东当礼物送给了日本人。这次，陆征祥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硬顶住北洋政府压力，拒不签字。陆征祥和顾维钧等一方面尽力向与会国代表呼吁寻求支持，另一方面向北洋政府表示:宁辞职而不签字，不卖国。
陆征祥所以能在那种黑暗的政治环境下仍有外交上一番作为，还因为他深受一个人的影响，这就是他奉为恩师的许景澄。
1884年，许景澄才三十九岁，便出任驻法、德、意、奥、荷五国公使。
许景澄一心要栽培陆征祥，但又极讨厌拜师或结金兰一类陋俗，便对使馆其他人说因陆是新人，需对其格外多加指点。陆征祥到了公使馆后，每天晚上都去许公使的房间，听公使向他传授外交礼仪，解答疑问。
一次许公使讲到这么一件事:中国驻法国的使馆当年租的是巴黎民房，租约到期，中国公使退房，房东却不接受，声称要中国方面修缮后才能接受。原来中国使馆从门房到公使个个吸水烟，把滚烫的水烟筒乱放，结果连地板都弄脏了。使馆的差役疏于打扫，房东家里几代人挂在墙上的画也被虫蛀坏了。房屋被糟蹋成这样，房东怎么不气呢?许景澄把这讲给陆征祥听，告诫他不要不拘小节，不能蹈其覆辙。他对陆征祥说:“我不会要你一开始就做大事或难事，只要求你从平常之处做起。首先从'不'字做起--不吸大烟、不赌、不去声色场所，你做得到吗?”他还告诉陆征祥外交非立时可学，外交人才亦非立时可造。“你若有志，当潜心用功，仔细观察”。陆征祥把这些记在心里，努力照办。
外交家
正是由于师从许景澄，陆征祥才走上了职业外交家的路。他后来在外交工作中，无论做公使还是做总长，都不忘教诲，一方面努力吸取欧洲诸国之长，改良中国的外交;另一方面在造就外交人才方面强调德才并重，颇有成绩。
陆征祥非常感激爱戴恩师，他把任驻荷兰公使的第一个月薪水全用来铸印有许景澄头像的银质纪念章，并将其分送国内友人和欧洲一些国家元首，以示对许景澄栽培之恩的感激和对恩师的怀念。1931年，为纪念恩师遇难三十周年，身在比利时圣安德鲁修道院的陆征祥撰文纪念许景澄，还将祭文译成英、法二种文字并附许的照片，自费刊印成册，在欧洲广为散发。我在《一士类稿·一士谈荟》(徐一士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中看到该文，兹将其全录于下:
呜呼吾师!自庚子七月初四日吾师捐躯就义，至今已是足足三十年矣。回溯在俄时，勉祥学习外交礼仪，联络外交团员，讲求公法，研究条约，冀成一正途之外交官。祥不才，抱持此志，始终不渝。吾师在天之灵，想鉴之也。己亥春，祥与培德结婚。吾师笑谓祥曰:“汝醉心欧化，致娶西室主中馈，异日不幸而无子女，盖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欧化乎?”“尔时年少未有远识，未曾措意。丙寅春室人去世，祥以孑然一身，托上祖庇佑，居然得入本笃会，讲学论道，以副吾师之期望，益感吾师培植之深厚，而为祥布置之周且远也。呜呼!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师也。今先后俱天国，而祥独存，岂不悲哉?虽然，祥以衰朽多病之体，自入院后，除朝夕诵经外，与拉丁文道德学哲学神学以及新旧圣书等，无不竭吾智能，以略探其精微。历时非为不多，用力非为不勤，数年以来，不唯无病，且日盖强健，此上主之赐。九泉之下，吾师当闻之，当亦为之快慰。祥惟有永遵主命，日颂主名，以终吾年耳。”本笃会修士门人陆征祥谨述。夏历己巳七月初四日。
驻外大使
讲门面
陆征祥出任驻荷兰大使后，到海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租房子做使馆。离开彼得堡前，他就向国内定制了家具陈设，又在荷兰定制了两辆马车。由于使馆布置精美，马车气派豪华，一时海牙人都说中国公使是大阔佬。
陆征祥在海牙打肿脸充胖子讲门面，再精打细算，一个男人毕竟无法考虑得周密，多亏他有一贤内助。
涉外婚姻
还是在彼得堡，陆征祥认识了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一个亲戚--培德·比夫小姐。培德的祖父和父亲均系比利时的高级军官，她本人举止娴雅，又有几分家传的刚毅。陆征祥对培德一见钟情，一生都敬爱有加。
培德身材高大，而陆征祥则清瘦且个头不高，那种年代，这种涉外婚姻的确罕见，他们竟能和美融洽，更是令人称奇，他们婚后一直无子女。在他们二十七年的共同生活中，培德无怨无悔地分担陆征祥承受的种种误解和中伤。在他任驻外公使时，培德帮他与各国外交官员联络周旋;他回国后，培德也恪守中国习俗不出门，不入社交。二十七年里，他们心心相印，同甘共苦。陆征祥任外交总长，培德也跟着回到中国。由于培德深居简出，许多人都以为陆征祥的太太不愿来中国而愿留在国外。那时中国的良家女子是不在外面走动的，陆征祥素来喜欢散步，在北京就只好一个人从事这运动了。据陆征祥的回忆录，当时北京人看到他散步就说:“陆总长想老婆了，想得吃不下饭，整天在外转悠。”
夫人去世
1926年4月26日，培德在瑞士去世，陆征祥马上辞去公职(他当时任中国驻瑞士公使)为夫人守丧。次年，他送夫人灵柩回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培德下葬后，陆征祥的红尘生活也结束了。1927年7月5日，他进了本笃会的圣安德鲁修道院，同年10月，他经过更衣礼后成为一名初级修道士。1929年1月，他行过发终身愿礼后成为正式修道士，后升为司铎，1945年被教廷封为圣安德鲁修道院名誉院长。
自他发愿进了修道院后，世俗的一切似乎都离他远去了。
强烈呼吁
二次大战中，日本侵略了中国，远在欧洲的陆征祥无法心如止水。他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并以“木兰”为笔名撰写文章，向欧洲妇女介绍中国人民浴血反抗侵略者的情况，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他写道:“我们中国为求自己生存而战，也为保存文化和文明而战，我们中国是在为全世界的公义和利益而战。”
他呼吁道:“不要间接地帮助日本空军杀害我们?你们为你孩子买日本玩具，但你付出的钱马上就会变成上千上万的炸弹落在我们国土上?使我们幼小的孩子惨遭杀害……”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占领了比利时后，圣安德修道院被充做德军的军营，修士们全被赶出修道院。在那些岁月中，陆征祥和比利时人民同甘共苦，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许多努力反抗侵略者。他常组织人们一起祷告，借此与大家互相鼓励，通报消息，因此还被盖世太保抓去审讯。盖世太保向他宣布:不得以任何方式组织聚众布道。陆征祥一直没有退缩，仍然和修道院的修士们一起，走到民间，以他们的方式点燃人们的希望，坚定人们与法西斯抗争的信心。
二战结束
1945年，二战结束。陆征祥无限感慨地写道:“我初涉外交之时正值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今天我看到被日本践踏的祖国领土主权一一收回。”
1949年1月，他已病重。修道院的院长南文主教去看望他，对他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无力说话，却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
按本笃会规定，修士死后不得摆放花圈挽联，故陆征祥的追思礼拜上灵前无他物，仅有比利时国王送一花圈，还是修道院破例收下的。修道院的地下墓室有几十个墓穴，第一行第一孔葬了前任院长，陆征祥安葬在第二行第一孔。中国清末民初的第一外交家就安息在这里了。
夫人
陆征祥的夫人是一位比他大22岁的比利时人，陆氏一生受她影响很深。她去世后，陆征祥就去比利时作了洋教士。
陆征祥的夫人叫博斐培德，比利时人，其父与祖父均为比利时的将官。陆征祥在比利时留学时，认识了博斐培德，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尽管她比他大22岁，陆的亲友与顶头上司都极力反对，他们俩还是在俄国结了婚。由于培德年纪比陆征祥要大，又出身于名门世家，家教好，举止大方，交际活泼，因此，她很快在俄国外交界成为名人，在俄宫成为贵宾。这又使陆不得不佩服敬爱。袁世凯当大总统期间，曾任命她为总统府礼官处女礼官长，负责招待各国使节夫人。因为她熟悉国际礼节，兼通中、英、法、俄、比等国语言，所以工作相当称职，颇获各国使节夫人的赞颂。后来，她因不满陆征祥受袁世凯胁迫签订的《二十一条》，而侮于国人，故不得不辞职，这也可以看出她的节操，高出其夫。
1933年，培德在巴黎患上重病，弥留之际，写下了一封遗嘱给陆征祥，感人极深。信中说:“子欣，我的病大概没有希望了。亲爱的，你平生一切都对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认为最不光彩(即签订《二十一条》)。你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并且对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最好赶快到比利时从前我读书的学院的教堂里去服务，也许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还可望到天国去。永别了，子欣!你的培德。”陆征祥看完这篇遗嘱后，痛哭流涕，悲痛欲绝，绝食三天之后，便赴比利时的修道院作教士去了。从此不问政治，一心修行，后来当上该修道院的院长，直至1949年去世，未出修道院一步。
外交贡献
陆征祥贡献卓著的是中国现代外交体制的建设。1912年10月8日国会通过的“外交部官则”，即是出自陆征祥手笔。外交部内设“一处一室一厅四司”:秘书处、参事室、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部长下新设一次长，四秘书，分管英、日、法、德相关业务，参事则负责法规与条约之研究草拟。
陆征祥主掌外交其间，说服袁世凯同意废除清代外务人员“保举制”(由高官推荐外交人员)任用办法，禁止他部向外交部“疏通”人事，坚持选拔“不闹笑话之外交官”。陆就职后另订《外交官领事官任用暂行章程》，先将所有部内留任人员免职，再重新依照专业考核，凡无外语外事专业者不予授职，袁世凯之侄儿也因此离任，顾维钧则甫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返国即被延揽入部。至于外馆，陆征祥废止了清代由大使统筹包办使馆人事与财政权的旧规，外馆预算改由中央每年核拨决算，外馆正式人员皆须经中央政府考核任命。
总括而言，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中央各部专业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独秀，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为中国这一“弱国”争取到较多利权，从而奠定了中国外交现代化的基础，陆征祥居功最大。
陆征祥最为熟知者是中日《二十一条》与《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因此导致的负面评价往往归罪于他。但实际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一、据较为严谨的研究和报导指出，中日“二十一条”的签订，主事者是外交部次长曹汝霖。总统袁世凯直接施压曹尽速签约，而参与谈判的陆征祥则帮助取消了最为不利的第五条条款(关于二十一条，也有意见认为是日本施压宣战，袁世凯被迫接受部分条款)。
二、1919年率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广州政府代表)、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等人赴巴黎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会(巴黎和会)。由于山东问题爆发，日本坚持继承战败的德国之权益，中国发生五四运动。战胜列强不顾中国反对，接受日本要求。在中国国内巨大抗议声浪与政府训令下，中国代表团最终未能签署和约，成为战胜国中唯一未签字者。坊间流传之认识是，陆征祥在和会后期并未主持中国使团工作，因此抗拒签署的正义表现多被归功于顾维钧。
1945年曾有中国记者至比国采访陆征祥，据报导陆征祥曾对未来国情提出简短而著名之警语:“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