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珍(1861年8月19日-1930年7月1日)，字聘卿，号冠儒，直隶正定牛家庄(今河北省正定)人。近现代政治人物，位列北洋三杰。
凭借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政绩，得到袁世凯的青睐，历任军政要职，直至陆军部长、总参谋长和政府总理。1918年，退出政坛，隐居北京。1926年5月，任京师临时治安会长、京师救济联合会会长等职。1930年7月，身患肝癌，卒于北京，享年70岁。
人物介绍
自幼从军
王士珍曾祖父王朝正，精于医术，长于书法，祖父王履安是个秀才，工医之外，长于武术，有戎马书生之称，王士珍父亲和伯父早逝，他与寡母相依为命，寄居在正定城内西门里伯母娘家，靠母亲替人做针线活艰难度日。王士珍兼眺两房，9岁时入私塾攻读诗书，由于聪明好学，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在王士珍15岁时，被正定镇台叶志超看中，收在属下当勤务兵。17岁时考入正定镇总兵学兵队，旋即随叶志超调驻山海关。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入天津武备学堂，在炮兵科学习3年，毕业后回山海关任炮队教习。他采用西法教学，学以致用，博得上司的称赞。
赴朝作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协助镇压。日本政府为了加快侵略的步伐，正寻找发动战争的机会和借口，也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6月，叶志超奉命赴朝助战，王士珍带领炮队官兵学员驻守在牙山。不料日本也出动大岛义昌的一个旅团，远远超过驻朝清军。7月25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爆发了丰岛海战，清军损失惨重。
丰岛海战后，王士珍随叶志超撤至平壤，叶志超被任命为平壤清军总指挥。9月12日，日军山县有朋的第一军2万人兵临城下，王士珍所在牙山军，防守大西门至七星门阵地。他观察地形后，极力建议“宜于城外，山上设奇布防，敌至方能应战”。叶志超以王士珍年轻无实战经验为由，不予采纳。
9月15日，侵朝日军分四路猛攻平壤的中国驻军。中国官兵和朝鲜军民奋勇抗击。王士珍率领炮队学兵坚守在城上顽强鏖战，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当王士珍得知左宝贵牺牲的消息时，他亲手操炮，轰击日军，在战斗中，王士珍左手无名指被炸掉，额头左上部被弹片击伤，留下一寸多长的伤口。敌军四面合围，炮队学兵挟持王士珍突围杀出。平壤失守后，清军溃退。王士珍跟着叶志超连夜奔驰。黑夜昏暗，南北不分，不知所向。幸亏王士珍携一地图，遂按图指导残军星夜疾行，安抵义州。此时炮队官兵饥渴特甚，他们在一村庄休息时，在乱柴下发现两口大缸，里面装着衣服和麦粉，王士珍只准官兵以麦粉充饥，临行前，他将五两银子放在缸中，依旧封好，才命炮队上路。回国后，王士珍仍然统领榆台炮队，驻防山海关。《马关条约》签订后，王士珍随新任直隶提督聂士成移居芦台。
小站练兵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朝野上下极感耻辱，但也刺激了他们的自救之心。他们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打败他们，就在于日本明治以来，大力学习西法，训练了一支精良的军队。而清军主力湘、淮军训练废弛、战术窳蔽，已经毫无战斗力。他们感觉到，如果不训练出几支能征善战的新式军队，统治就难以为继。1894年11月，清政府成立“督办军务处“，开始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在“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章、翁同龢的联名保举下，12月，清政府委派袁世凯督练新式陆军。
袁世凯深知，靠他一个人的力量练兵是远远不行的，既然是编练新式军队，就得有懂新式军事的人才。为此，他请他的老朋友荫昌为他举荐人才。荫昌曾担任过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于是，他便把他的得意弟子，当时正在聂士成军中的王士珍推荐到小站。接着，袁世凯又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到了段祺瑞和冯国璋二人。王士珍刚到小站时，正值他的嗣母病故，面容消瘦，身体羸弱，而且口讷寡颜笑，实在其貌不扬。袁世凯并没有认为他有奇特之处，但当议及军事，王士珍则面面俱到，极有规划。袁世凯大喜，认为其才可堪重用，立即任命他为督操营务处会办，右翼第三营步队帮统，兼步队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任他为工程营管带，兼德文学堂监督。
由于王士珍做事细密、周到，而且不张扬，深得袁世凯的信赖，有关军中的成绩考核，人事的升降黜陟，多与王士珍、徐世昌等人商议。而王士珍也感激袁世凯的知遇之恩，竭力帮助袁世凯训练新军。他完全按照近代德国陆军的营制、操典训练士兵，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官和督操官，全部使用外国造新式武器。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奉诏到小站检阅新建陆军，王士珍将工程营设制的水雷、旱雷、踩雷及各种武器一一演习，再加上新建陆军比旧军军容整齐，荣禄大加赞赏，向袁世凯赞叹道:“此人负治国之才，不第长于军事也。”袁世凯听后，更加倚重王士珍，对王士珍提出的要求，无不应允。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还派他去日本阅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2月，荣禄再次检阅，路过海河，河面不宽，尚有冰冻。王士珍用特制的帆布做桥，搭于冰上。荣禄的步兵、骑兵、炮兵从桥上通过，行如坦途。这种帆布桥稍加整理后即为小舟，可供游渡，若拆卸折叠，极易收藏携带，荣禄看后更为高兴。等到检阅完毕回去再过海河时，王士珍仍为他架设帆布桥，荣禄担心天已渐暖，冰河解冻，存有危险。王士珍禀告说:“不用担心，三天后冰冻方解。”后果然如此。荣禄深服王士珍料事精确。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袁世凯听说清政府将派他任山东巡抚，赶紧让王士珍率两名亲信去山东巡视。不到一个月，即将山东沿海各要隘、军营情况全部勘察清楚，连驻兵计划也作了周密安排。返回后，袁世凯又惊又喜地说:“胡速归如此!”即委派王士珍为小站留守司令官，指挥各军依次从小站开赴山东。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与重用，为王士珍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三杰之首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王士珍任军事参谋。时济南、泰安、东昌、曹州等数十州郡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王士珍为袁世凯提出了一整套镇压义和团的策略:先行劝解，然后以武力相威。如仍不从，再捕杀首犯，解散胁从。袁采纳王的建议，并让王士珍参谋山东全省军务，致使各路团民死伤惨重。
袁、王对义和团的镇压，惹得清朝贵族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不满，因为妨碍了他们利用义和团谋取私利的企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端、庄二王派了一个义和团的大师兄，拿着清政府的令箭去找袁世凯，说端王命令袁世凯安抚义和团，允许设坛继续操练。袁非常吃惊，立即召集僚属开会商议。群僚认为:如答应设坛，义和团将兴盛起来，造官府的反;如不答应，难免受到端、庄二王的严厉谴责。相顾失色，想不出解决办法。这时王士珍站起来说:“请交给我来审问吧!”立即将义和团首领以盗窃端、庄二王令箭之罪推出斩首。此时袁召集的会议还没有散，袁世凯问王士珍:“审问的怎么样?”王答:“已经处决了，可以把令箭封起来送还端、庄二王。”袁世凯顿时醒悟，十分佩服王士珍处事明决。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外国传教士、商人纷纷来山东青岛、威海卫避难，王士珍特派便衣队沿途保护，并为他们安排舟马、提供衣食钱粮，竭尽庇护之能事，外国人很是感激。八国联军侵入京师后，四处掠夺，特别是在义和团民频繁活动的地区，更是烧杀蹂躏。但来到山东、直隶交界处，看到山东一侧的墙上写有“此山东境”，便停止了前行。原来这是王士珍派人写的，表示山东乃袁世凯管辖之地，是保护过外国人的。由此可见袁世凯、王士珍的行动得到外国人的认可。在义和团时期，王士珍为袁世凯的进一步飞黄腾达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自己也水涨船高，仕途平步青云。当年雨季，黄河绝口，他亲自工程营到决口处，日夜奋战，使得大坝提前合龙。从而减轻了灾情。
这期间，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阅操。德国总督看到袁世凯所练新军确比旧军操练精娴，赞扬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北洋三杰”。这“三杰”，又被人指为袁世凯的“龙、虎、豹”。自此，王士珍被推为“三杰之冠”，始称北洋“三杰之龙”。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当上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为了巩固自己的根基，袁世凯益加重视军队的编练，他任命王士珍为北洋常备军左镇翼长，兼理全军操防营务处，专司训练。不久王士珍赴直隶南部招兵，会同地方官精选6000余人，集中保定编练为北洋常备军(即新军)，在此期间，他为袁世凯推行新军，写了了《常备、后备，、续备军章程》。王士珍训练军队也很有一套，对士兵不打不骂，以恩德感人，如果军官犯了错误，他也从不当着士兵的面责问军官，以保持士兵对军官的尊重。他还极力培养士兵的绝对服从效忠意识，让他们相信袁世凯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只有听命于他，才能升官发财。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2月，清政府根据袁世凯的奏谏在北京成立练兵处，王士珍被任命为练兵处军学司正使。袁世凯对王士珍的忠心非常的欣慰，在其手下的众多诸将中，能始终受到尊敬信任的也就王士珍一个人。凡重要军事问题，袁必咨询士珍而后行，说:“聘卿核否?”他上的奏折中，上奏或下发的文稿袁也一定让王圈阅修改，临发前还要让王审阅。因此当时不少人称王为“龙目”，即袁的“眼睛”。当人问及，袁世凯称“聘卿乃北洋第一军事人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