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金口玉言，哪能随便反悔？让华亭县上缴税赋的事情休要再提。不过，华亭县对各种商业交易征收十税一的事情，倒是可以考虑。看来我们以前都是太过于小看商贾们的力量了。”李世民端起手边的互助香茶喝了一口之后说道。
一直以来，大唐的税赋归结起来就是三个字，租、庸、调。
租是田租，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调是人头税，交的是定量的绢或布；庸是徭役，当然，农民不去徭役也可以，可以纳绢代役，这样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有利于农业生产。
所以这项制度被称为租庸调制。
基本上，税收的九成以上都是来源于租、庸、调，商业税在里面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不能说是李世民或者说之前的李源制定的政策不好，而是自古以来中国的税赋就是围绕着土地和人口转的。
从上古上古时代的夏商周开始，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三个朝代的税收制度大同小异，国家的主要税收来源是大禹开创的“九州贡法”。
《尚书》曰：“禹别九州，任土作贡。”
各地诸侯的土地按距离王城的远近，划分为“甸、侯、绥、要、荒”等五服，按不同的要求向王朝提供实物、特产、劳役、军役等，比如我们熟知的大禹九鼎，其制作材料就是九州的诸侯进贡给大禹的，而大禹之所以在鼎上刻各州的地形山川和奇珍异物，并不是为了美观好看，而是为了厘清各地诸侯的土地情况，和明确进献奇珍异物的朝贡标准。
各个诸侯该进贡多少东西，看看鼎上他们地方有多大就知道了，各个诸侯该进贡什么东西，看看鼎上他们是什么特产就知道了。
从这点意义上看，九鼎就是实物版的夏朝“贡法”税单，彰显了中央王朝对九州诸侯的征税权力。
到了秦朝，秦始皇是把纳税人即农民，编入户籍，称为编户，实行按编户征收租赋和征收徭役、兵役的制度。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但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两汉赋税制的主要内容是“租”和“赋”两项，租是对土地征收的税，赋以丁计，是人头税。
然而，土地兼并是千年难治的顽疾，即使汉武帝时期曾强力打压豪民巨富，仍无力抗拒这一历史趋势，汉朝本来就是人头税重，土地兼并后破产的农民无力缴纳人头税和提供徭役，要么投靠豪强地主，成为隐户不用交税，要么沦为流民流窜四方，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古有豪强地主设隐户以偷税漏税，今有富豪权贵设慈善基金以偷税漏税，看来不管是什么时候，有钱的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躲避或者减少交税啊。
后世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沦为工薪阶层税，也算是历史的必然啊。
所以说，李世民从小到大了解到的，接触到了，都是把国家的税赋往土地和人口方面靠，不同的朝代区别也就是手段的不一样，哪怕是到了新中国，也是要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才取消了农业税，把农民从税赋之中真正的解脱出来。。
现在，华亭县给大唐的税赋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