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粟裕骑着陶勇送给他的那匹东洋大马，离开东台县三仓河，踏着春风，来到宝应县西安丰镇固晋村一户人家门前。
陪同的地方干部和村长向粟裕介绍房子的主人乐夕的身份和家庭情况后，粟裕来到乐夕面前，亲切的握着他的手说：“老乡，打扰你，对不住呀！”
那房主乐夕有些拘束，嘴里说：“不碍事，地方窄小，对不起首长。”
粟裕看他紧张，就请他抽烟，和他拉家常。警卫员和楚青将房子收拾好时，粟裕和房主两人已如同老朋友一般亲密了。
住在固晋村的还有陈丕显、叶飞、钟期光，管文蔚、季方、刘先胜、朱履先、陶勇住在祁吉村。
粟裕住下来后，白天开会、训练，晚上批阅文件。测绘参谋秦叔瑾、毛瑞洧知道粟裕到固晋后，特意来向他们向粟裕汇报草荡、水网地区地形与地图不符的情况。
按道理说地形有变化不会有如此悬殊，可能是以前草荡土匪很多，国民党国防部测量局的工作人员不敢或是不能实地测量，画的假图。
粟裕知道后要秦叔瑾他们集中力量调整测绘。因为除了苏中军区和一师机关单位外，还有一团、七团、五十二团等主力团近万人也要进入这个地区整训，迫切需要地图。
秦叔瑾他们立即发动各乡有关人员通力配合，主要修正娄王庄、湖垛以西，沙沟、射阳镇以北，西安丰、涧河口以东，东沟、益林以南近十幅五万分之一地图。
苏中区党委、苏中行署、苏中军区暨一师师部等机关进驻西安丰镇后，苏中党校、《苏中报》报社、江淮印钞厂、华中印钞厂、华中军机处第一总厂、榴弹厂、香烟厂等近三十个单位也迁入西安丰镇。西安丰镇成为苏中区新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
各机关单位安顿下来后立即进行整风运动。区党委党校以抽调县、团级干部为主；各地委整风队以抽调区、营级干部为主；抗大九分校则以调训连、排级干部为主。领导干部先是学文件，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然后是对照检查、自我反省。
学习的文件有《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和**同志的《论党内斗争》、《论**员的修养》及《**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斯大林论自我批评》、《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等二十二个。干部们除了学习规定的文件外，还相互传阅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考涅楚克写卫国战争的剧本《前线》。
粟裕几次和陈丕显去党校和九分校作辅导，与大家交流整风学习的心得体会，西安丰的原野留下了粟裕奔波的身影。
时值春天，田里麦子开始黄熟，老百姓都在发愁。固晋村落后、百姓贫穷，眼下正青黄不接。再有就是小麦收获后该种水稻，老百姓缺少稻种。
粟裕得知后就和苏中区的“财神”朱毅一起给群众想办法。
朱毅是湖北省汉阳市人，时任苏中行署的财政经济部部长。他这个部长是科班出身的，以前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专攻政治经济。“九·一八事变”后，他弃学回国抗日。他财经知识渊博，办事豪爽，被陈毅称为“理财专家”。
朱毅说：“这个问题好办，老百姓没钱可以借。”
“我没有钱，”粟裕笑着说，“你有没有？你有就借一些给他们。”
“我哪有钱？我手头的钱不都是公家的么？”朱毅不解地说。
粟裕不说话，只是笑着看朱毅。
朱毅明白过来，成立工作组，从苏中区挤出资金来，贷给老百姓，让老百姓买种子。
那时农业科技不发达，庄稼收成都很低，棉花只收几十斤；麦子有的百多斤，有的两百多斤，收到三百斤就算好的了；水稻一般三百至五百斤。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根据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粟裕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在其他抗日根据地早就开展得如火如荼，王震的三五九旅和南泥湾最著名，连**都在延安亲自种辣椒。但大生产运动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稳定的环境。以前机关驻在东台三仓河时，因为敌伪“扫荡”频繁，驻地也经常转移，环境很不稳定。现在估计在宝应至少可以住几个月不必移动，有条件进行生产。因此，粟裕和苏中区其他领导制定《苏中区垦荒条例》，开荒种地一时蔚然成风，单苏中公学就开垦了五十亩荒地。
粟裕自己动手，利用田边隙地种了一些西红柿、茄子、豆角之类的蔬菜，一有空就除草施肥。不久，菜地绿油油的一片。
附近百姓知道粟裕虽是新四军的高官，但人非常地和气，好打交道，而且西红柿是他们没有种过的蔬菜，所以常常来看稀奇。他们看到个子不高的粟裕始终精神十足，好像有用不完的劲，干起农活来，样样在行时，常常流露出惊讶和佩服的表情。
粟裕很快就和当地百姓交上了朋友，他发现很多贫苦人家没有水车、农船。没有水车，生产有困难；安丰区地处绿草荡，七沟八叉，没有船等于一个人没有腿。他找到村长乐立伟。
乐立伟说：“有什么办法呢？买种子的钱都是贷款买的，哪里还有钱买木料夹车、钉船呢？”
粟裕说：“我们一起想办法搞木料，给你们夹车、钉船。船钉起来，平时给你们种田用，打仗的时候给我们军队用，你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