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不错。《大流歌》从中国组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部队写起，随着对抗逐步升级，进入1969—1979的十年重兵隔界对峙，再从边境形势逐渐缓和，到双方地方机构恢复交往收笔。因此，反映两国的磨擦与交涉，远过《追日》、《国家使命》和反映中国装甲武器科研的电视剧。如何把握上面所说的“真”与“度”，是作品力图解决的难题，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就得多说几句了。
一是《大流歌》歌颂友好。它不仅客观地描写对抗，也客观地反映历史的和当时的友谊。第一主人公既坚定地反对霸权主义政策，又以苏联民众和军人为友。他极力抵制当时国内风行的极“左”思潮的同时，不懈地寻找国界两侧的沟通渠道，屡遭挫折而不悔。他身体力行国际主义，执著地体现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的宽广胸怀，终于以诚意和行动赢得对方的尊重和响应，率先冲开了二十年壁垒，实现了边界两侧的交流。《大流歌》不是为敌对和复仇而作，和平与友谊是它的主基“调”。
二是忠于历史。《大流歌》主体上是纪实的，故事中的重大事件均曾真实地生过，主要情节都以历史实事为基础。其中涉外事件的描述均为写实，只进行必要地辑选和连接，并无虚构。连作品中双方的对话大都是历史事件的真实当事人（记忆中的）原话，以图最大限度地反映历史真相。作者严肃声明，对历史的真实性负责就是对国界两边的人民负责。所使用的“纪实加虚构”手法中的后者，仅用于作品的中国方面的部分情节，而未用于涉外事件。这一点在《前言》中已经说明了。
三、是非分明。中苏边界对抗已成为历史。时代前进了，世界格局改变了。中国与前苏联诸加盟国已经走上了和平共处与友好合作之路，大多已是战略合作伙伴。回顾那段对抗历史，应该、也可以无损于国际友好；正视历史事实，必须、也能够是展关系的基础。那段历史留下来的教训，是人类应当共同接受的财富。邓小平在1989年5月16日对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说：“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92页）自那时以后，新中国的历代领导人都强调以史为为鉴，以古为镜知更替。正视过去、明辨是非，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这种正视可能会在某段时间内让某方面的某些人难以自豪，那他们应该认真审视己方当时的掌权集团所推行的政策，而不能归咎于对方，也不能归咎于己方人民大众。后代人对那些政策有义务进行反思、纠正，对不符合人类共同利益、不适合历史前进潮流的东西不能去延续、掩饰，更不能像日本极右势力那样抱定侵略别国的历史耻辱柱不放。国家之间应该如此，国内各民族之间也应该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当代的多数德意志人是比较明智而豁达的。
四是要正视听。当前，中国与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的关系总体上展健康，但不是没有不同声音。有人无视近二百年来中国处于受侵略一方的基本史实；有人曲解边境冲突的原因和真相；有人对当前双方的交往持有异议；也有人将外交方针与当时的国内政治动态等同起来，甚至说那时的某个人是在争当世界革命领袖，说‘要准备打仗’是转移国内视线等等。如果这些噪音仅仅生于某方的个别民众身上也还罢了，见诸于报端和互联网上，甚至聚成“涡流”，则不能不予关注了。
邓小平同志曾对（前）苏联主要领导人说：“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外国的威胁。”“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94－295页）
应该说，存在前面所说的不同声音并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明辨是非是展未来关系的基础。是非不容颠倒，必须还历史以真实。讲友好就“一边倒”、一好百好；说斗争就“你死我活”抹刹情谊；等等，都不是现代文明人应该具有的修养，更不是一个伟大民族应该具备的品格。
对于这种噪音，某个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政权层面和权威媒体不便于说什么。近几年的互动电视点播节目和地方报刊，披露了一些珍宝岛事件真相和战斗参加者的回忆，应算是对某些不负责任的呱噪之回复。作者认为，自的、民间的、文艺的、地方的反映历史真相，既是民主与法制社会的标志，也是精神文明的表象，还是民族历史责任感的展现。而宣扬优秀民族精神、歌颂美好与正义，则是文学艺术的不朽主题。
这里要说明的是，上面提及一些的中央或省级电视台播放的相近题材的电视剧，那仅仅是就某个具体侧面寻找类比参照体，并不意味对那些作品有何褒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