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激动得泪流满面，于是赵匡胤见天公作美，百姓归心，又见洛阳经过重建后宫室壮丽，心情非常愉快，当日下诏大赦，并当面奖励建设洛阳有功的河南府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
两天后，赵匡胤大宴群臣，随意赏赐，君臣共欢。在言谈中，赵匡胤屡称洛阳为形胜之地，居天下之中，流露出欲留居洛阳之意，群臣见皇上兴致正浓，不敢扫他的兴，当时没有谁开口进谏。
赵匡胤见大家都不反对，以为迁都之事可如愿进行，却不知群臣虽表面不反对，但大多数人仍不乐意迁都。
因为迁都是牵涉到国家命运的大事，群臣有意见不可能不提，况且他们知道赵匡胤是非常尊重臣下意见的明君，所以便利用各种机会向赵匡胤进谏。
比如，一天，赵匡胤的老部下李怀忠见皇上略有闲暇，便上前进言，他说。
“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
就当时形势而言，李怀忠这一番话的理由是很充足的，自后梁建都汴梁以来，几代统治者便不断开挖运河，以通漕运。
尤其是后周世宗柴荣，屡次下诏开挖运河。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四月，世宗下诏疏导汴水北入开封五丈河，使齐鲁舟楫都能到达开封；显德五年（公元958年）三月，下诏开挖汴水口，引导河水达于淮水，使江、淮舟楫畅通无阻。
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二月，柴荣命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在开封东面疏导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陈颖之漕”，又命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
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后，从建隆二年就着手在开封周围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他首先下令开挖蔡河，使河流直达许镇，以通淮右之漕。
第二年，又调集数万民工，从新郑引闵水与蔡河汇合，使蔡河经陈、颖直达寿春。
同年，又在开封城北进一步开挖五丈河和金水河，增加流量。
经不断疏浚和开凿后，基本形成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
江南之粟由江入淮，经汴水入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蔡之粟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京东之粟由齐鲁地区入五丈河达京。
使汴梁便于取得全国各地的粮食和物资，解决汴梁数十万禁军和百万居民的粮食和物资供给问题。
这在当时是建都长安或洛阳都无法办到的，所以赵匡胤认为李怀忠的意见确实有道理，但即便如此，仍改变不了赵匡胤迁都的决心。
最后，最出名的反对建议来了，就是晋王赵光义的安邦“在德不在险”。
因为群臣的意见赵匡胤可以不听，可晋王赵光义的意见赵匡胤却不得不听，毕竟是他的亲弟弟，而且赵光义当时权势极大，几乎不弱于赵匡胤，有二天子之称。
当赵匡胤把迁都洛阳和长安利在有险可守的想法告诉赵光义时，赵光义就说：“在德不在险。”赵匡胤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可赵光义离开之后，赵匡胤便对左右叹息说。
“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需要说明的是，赵光义反驳赵匡胤的话不是空口白话，而引用了吴起的故事。
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
“吴起事魏武候。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龙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翻译一下就是，在船上，吴起与魏武侯讨论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对国家安全哪一方面更重要的问题，吴起认为，决定国家兴衰的根本因素是政治因素，而非地理因素，上古时代三苗氏德义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纣修政不德，虽有险固的河山，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所以说安邦治国“在德不在险”。
于是看着晋王赵光义和群臣都持反对意见，赵匡胤这才只好放弃了迁都的计划，但却为后来的北宋灭亡埋下了伏笔。
因为北宋不迁都确如赵匡胤所言隐伏着极大的危机，北宋在赵匡胤逝世后逐步走向衰弱最后被金所灭都与汴梁的地理位置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要知道汴梁自古为四战之地，周围又没有山岭险阻，建都于此，遇强兵入侵时如何防守就成为严重的问题。
张仪说：“魏之地势，固战场也。”
汴梁的地理环境四通八达，水陆交通方便，在宋代作为经济中心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作为政治军事中心条件尚不完全具备。
另外，汴梁太靠近黄河，在军事上也是个致命的弊端。
战国时秦国曾四次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公元前225年，秦军决黄河水灌大梁，结果城坏魏亡。
相对而言，洛阳的地理位置比开封险要得多。洛阳不仅位居“天下之中”，而且四周群山环绕，背负邙山，面临洛水。东有成皋，西有崤函，北通幽燕，南对伊阙。“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秦以后宋以前有东汉、曹魏、西晋等王朝建都于此，号称“九朝古都”。正因为如此，宋太祖才有了迁都洛阳的念头，其出发点乃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他认为建都于洛阳，既有利于防守，还可以省去大量冗兵，减轻国家的负担。后来范仲淹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洛阳险固，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阳。”可惜他的意见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就德治和设险守国而言，德治固然应当放在首位，但设险守国绝不能忽视。正如清代学者顾祖禹所说的：“虽恃德不恃险，而设险重闭之义，亦未可略而不讲也……汴四战之地，受敌最深，梁末帝之祸甚于王假，靖康之辱几于石晋，况滔天之浸（指黄河）近在咫尺之间，言建都者，其亦有鉴于往事哉！”
北宋名将韩琦曾建议加固京师外城，以此加强京师的防守，他说：“北戎势重，京师坦而无备，若一朝称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与之力战。彼战胜，则疾趋澶渊。若京城坚固，戒河朔之兵勿与战。彼不得战，欲深入则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阻而自退。退而邀之，击之，皆可也。”谏官余靖表示反对，他说：“王者守在四夷，今无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而为婴城自守之计。”皇帝同意余靖的意见，韩琦加固京城的建议被否决。
养兵太多负担沉重依赖运河民力耗尽
既然开封无险可守，保障首都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兵力补足。北宋开封一带经常驻军数十万，城里城外连营设卫，以代替山河之险。大量冗兵云集京师，大大增加了开封对运河的依赖性。时间一久，就造成政府财政开支负担沉重，百姓困于徭役。
前面说过，宋太祖登基后多次下诏开挖运河，为此不得不征用大量民力。赵匡胤了解民间疾苦，爱护百姓，不会轻易动用民力。建隆二年，他命令给事中刘载带领民众挖五丈渠。他对侍臣说：“烦民奉己之事，朕必不为。开导沟洫，以济京邑，盖不获已耳。”他知道京师依赖运河供给并非长久之计，所以才有迁都的打算。由于迁都计划受阻，运河的开挖和维护便成为北宋自始至终的国家大事。正如张方平所说的：“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河道不够要继续开挖，河道淤塞要不断清淤，无休无止的开挖清淤动用无数民力，使百姓疲于奔命。
开封是运河的供给中心，政府的粮食和物资的主要来源地是长江下游。宋初，长江下游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自成为京师的粮食和物资主要来源地后，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天下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开封，其他地方却越来越穷困，这正是赵匡胤所担心的。他预言：“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结果不幸而言中，过了不到百年，民力几乎耗尽，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停滞，北宋政府经常入不敷出，庞大的军费开支（占政府总支出的60%~70%左右）使政府和人民都喘不过气来，财政上的“积贫”和军事上的“积弱”成为不可挽回的趋势。
到了1126年，金国见北宋已弱不禁风，兴兵大举南下，包围汴梁。
1127年，金兵占领开封，北宋灭亡。被金兵洗劫一空的开封从此风光不再，汴河航道逐渐湮塞，南北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也慢慢丧失，汴梁在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宣告结束。